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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的罪有几个特色︰
一．制度性的罪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罪网，将之结构化
上文提及仲介公司滥收仲介费，当劳工处抽查雇佣公司收支的情况时，违例者会造假帐给劳工处审查。女佣没有收据，没有纪录，不能指证仲介公司。
外佣因怕被驱逐出境，不敢向劳工处举报雇主的恶行。若有敢举报的，外佣要在港轮候审讯，在这半年至一年期间，外佣不能工作，这都叫外佣放弃索偿。
励行会外佣辅导计划负责人解释，Erwiana问题另一主因，是香港很容易取得雇佣公司经营牌照，吸引了不良份子乘机谋利。
二．制度性的罪来自权力的不均衡
社会性的罪比起个人的罪更加复杂，更无孔不入，更隐秘不为人所知，且以庞大的暴力机器不断传播。社会性的罪，来自权力的不均衡，而权力又制造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致这不均衡，可以一代传一代，促发人自私的行为。
禧福协会的神学生，今夏到东马的原住民中间短宣，东马的传道人及教会领袖，在交谈中指出，东马与西马贫富殊悬，因为东马在政治上，在联邦政府成立期过程中，不是把东马及西马变成对等，而是将东马变成一个州，因此在政治的地位上悬殊，联邦政府剥夺东马的石油与森林的财富。沙巴人口超过全国13％，而面积超过全国25％，沙巴是马来西亚目前最贫穷的州属。现在的平均所得是全国最低，又有全国最高的贫穷率，达16%，超过全国平均值的三倍。这就是权力不均衡的结果。
三．找不到罪魁祸首
个人性的罪，在乎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但在复杂的社会，许多人在没有意识时，已有份于制度性的罪，所做成的社会性恶果，并非自己可以把握。有关印佣的例子，Erwiana之所以受虐仍哑忍，因为印尼失业率高，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要维持家庭生活，就只好到海外工作。所以Erwiana是国家之间不公平的牺牲品。但其中的罪魁祸首是谁呢?
四．“该做的没做”的罪（sin of omission）
Erwiana的遭遇，涉及限制劳工移动自由、克扣工资及身份证明、身体暴力，藉恫吓及欺诈强迫劳动，这是“人口贩卖”的一种。香港政府一直不必面对这问题，因为香港一直都不肯签署2000年联合国所提出的“反人口贩卖”协议（UN TIP Protocol），而不签署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人士没有给政府压力。这样一来，香港的市民、信徒，就默认了犯罪者的行为，不知不觉地与他们串通。
五．参与制度性的罪（sin of Commission）
制度性的罪，实现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纵容他们压迫和剥夺别人，而香港市民全部有份于剥削与欺压外佣。1999年，外佣的最低工资被下调5%（190元）。在03年4月，香港政府在沙士期间，以经济下滑为借口，将外佣最低工资由4000元调低到3,270元。在2007年虽又调高至3,580元。但要到2014年才返回4000元的水准。在这十年间，香港生活指数上调了不少，香港人要求自己加薪，但一涉及外佣，每一次说上调，市民都大吵大闹。外佣是弱势群体，政府怕事，完全站在市民那方。凡是有份在社交媒体大吵大闹的，就是参与了制度性不道德的罪。
制度性的罪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个人性的罪。最后一期，我会提出信徒及教会可以做什么，希望主内贤达都参与这讨论。
（文稿由禧福协会刘达芳博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