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制度性的罪有幾個特色︰
一．制度性的罪建立一個系統性的罪網，將之結構化
上文提及仲介公司濫收仲介費，當勞工處抽查僱傭公司收支的情況時，違例者會造假帳給勞工處審查。女傭沒有收據，沒有紀錄，不能指證仲介公司。
外傭因怕被驅逐出境，不敢向勞工處舉報僱主的惡行。若有敢舉報的，外傭要在港輪候審訊，在這半年至一年期間，外傭不能工作，這都叫外傭放棄索償。
勵行會外傭輔導計劃負責人解釋，Erwiana問題另一主因，是香港很容易取得僱傭公司經營牌照，吸引了不良份子乘機謀利。
二．制度性的罪來自權力的不均衡
社會性的罪比起個人的罪更加複雜，更無孔不入，更隱秘不為人所知，且以龐大的暴力機器不斷傳播。社會性的罪，來自權力的不均衡，而權力又製造極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以致這不均衡，可以一代傳一代，促發人自私的行為。
禧福協會的神學生，今夏到東馬的原住民中間短宣，東馬的傳道人及教會領袖，在交談中指出，東馬與西馬貧富殊懸，因為東馬在政治上，在聯邦政府成立期過程中，不是把東馬及西馬變成對等，而是將東馬變成一個州，因此在政治的地位上懸殊，聯邦政府剝奪東馬的石油與森林的財富。沙巴人口超過全國13％，而面積超過全國25％，沙巴是馬來西亞目前最貧窮的州屬。現在的平均所得是全國最低，又有全國最高的貧窮率，達16%，超過全國平均值的三倍。這就是權力不均衡的結果。
三．找不到罪魁禍首
個人性的罪，在乎人的自由意志和個人選擇。但在複雜的社會，許多人在沒有意識時，已有份於制度性的罪，所做成的社會性惡果，並非自己可以把握。有關印傭的例子，Erwiana之所以受虐仍啞忍，因為印尼失業率高，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要維持家庭生活，就只好到海外工作。所以Erwiana是國家之間不公平的犧牲品。但其中的罪魁禍首是誰呢?
四．「該做的沒做」的罪（sin of omission）
Erwiana的遭遇，涉及限制勞工移動自由、剋扣工資及身份證明、身體暴力，藉恫嚇及欺詐強迫勞動，這是「人口販賣」的一種。香港政府一直不必面對這問題，因為香港一直都不肯簽署2000年聯合國所提出的「反人口販賣」協議（UN TIP Protocol），而不簽署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人士沒有給政府壓力。這樣一來，香港的市民、信徒，就默認了犯罪者的行為，不知不覺地與他們串通。
五．參與制度性的罪（sin of Commission）
制度性的罪，實現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中，縱容他們壓迫和剝奪別人，而香港市民全部有份於剝削與欺壓外傭。1999年，外傭的最低工資被下調5%（190元）。在03年4月，香港政府在沙士期間，以經濟下滑為藉口，將外傭最低工資由4000元調低到3,270元。在2007年雖又調高至3,580元。但要到2014年才返回4000元的水準。在這十年間，香港生活指數上調了不少，香港人要求自己加薪，但一涉及外傭，每一次說上調，市民都大吵大鬧。外傭是弱勢群體，政府怕事，完全站在市民那方。凡是有份在社交媒體大吵大鬧的，就是參與了制度性不道德的罪。
制度性的罪所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個人性的罪。最後一期，我會提出信徒及教會可以做甚麼，希望主內賢達都參與這討論。
（文稿由禧福協會劉達芳博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