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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荣隆
书到用时，方恨少。文凭在身，不嫌多。
有人自幼失学，成了面包达人之后，常唱文凭不重要，最近他突然兴起跳读硕士班之念头，希望有直升就学之捷径，而吹皱了一池春水。另一位食品业大亨，从小受教育不多，经常高谈学历无用论，俨然是许多苍白青年的导师。不久前，他给自己即将硕士毕业的儿子信上说︰“有机会还是去念个博士吧。”
我从不认为文凭是最重要，或与成功有绝对正向关连的，但可以理解达人、大亨们，对于学位的渴望。
那年，我完成博士学位，束装任教，课余更从事校园福音事工。七年后，主耶稣呼召我们到神学院进修。花了六年，终于荣获“圣经硕士”与“道学硕士”双学位。对于一个拥有博士学位与教授头衔的人来说，这两学位常让我有锦上添花的虚荣感。─直到那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两位热心爱主的教授们，才知道其用途大矣。
“校方不同意我们开圣经课程，”他们很沮丧的说，“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相关的学位。”
我知道台湾校园有“三不政策”︰不能有商业、政党与宗教仪式活动。何况，本校学生在大陆时期，还发起过近代有名的“非基”（编注︰反对基督教）运动，是个传统有名的坚固营垒呢。迁台后，纵然过了半世纪，基督教在此并不全然受欢迎啊。其他宗教可以堂而皇之的开课，宗教人士著袈裟自由穿梭校园，叫作维护传统文化，而基督徒活动，总会让人有所侧目哩。
“我去试试，”我说，“主必有预备。”
终于，我明白多年前为何主要我放下其他的服事，默默地进神学院装备了。
不久，重新申请开课时，虽然符合规定，我还是必需去面试。（编注︰一般申请开课，只需书面审查即可。）那一天，面对委员会，我从在神学院中的主修“释经学”说起，谈到当代诠释学，直至当局点了头，却只能由我具名开课。虽然之后，我还是将其他弟兄的名字，同列开课教师名单上。
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已过，当年爱主的教授们年岁多长，转而进入福音服事生涯的另一春，惟独留下我这挂名的教师，需另找年轻爱主的教授们，再开炉灶。
面对世代交替，环视周遭，四顾茫茫，我顿感不知如何交棒才好，都是文凭主义惹的祸啊。而邻近大学的基督徒教师们，虽心系圣经课程，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文凭用时方恨少。
我求主改变社会的思维，也求主激动基督徒同仁，愿意到神学院接受装备，拥有一张可以堵人之口的文凭，好让圣经课程在此能永续经营，使福音的炉火不息啊。
为得律法以下的人，先作律法以下的人；文凭，其实也有它妙用之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