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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宗文 播道会港福堂主任牧师
有关现时社会间及教会内讨论国民教育问题，除了偏向情绪化并泛政治化外，不少行动参与者及阐论发言人，从其言行都反应出其不知及不明国民教育之目的与内容（相信只有少数讨论者，曾将这两本争议的核心文件细读一遍，包括教会刊物中以先知姿态发言的人在内）。所以现时很明显这个反国教的“政治”运动，是被暗藏的恐共、拒共心理所牵发，甚至被主张“去中国化”的政客所“洗脑”而驱动。
平实而言，古今中外那个国家、民族不为自己建设的社会而培育自己的公民呢？西方远至柏拉图，便在其名著《理想国》（Republic）中阐述国民的训练；中国更不消说了，孔孟以及诸子何尝不是强调要教化自己的国民呢？近的虽说日本军国主义可恶，但日本的国民教育确比香港的好，单以浸温泉之洁净程序和公开场合之礼貌为例，便将中国礼义之邦比下去。再说民主的美国，其大国沙文主义连美国人自己都反对，但美国何尝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呢？从美式足球开场唱国歌，美国儿童自少在课室便向国旗宣誓效忠（pledge allegiance），以至流行的特务、军事电影，都在宣扬爱国主义。因此有天主教领袖将国民教育连系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温床，实在是思考不清晰（国民教育与民粹国家主义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吗？），而且是缺乏历史常识。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社会亦自然有其公民素养之教育（就算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亦是一个值得骄傲和光明正大的政治任务）。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确有些人对共产中国怀有不信任之情绪，再加上“六四”及接二连三发生在维权人士身上的事情，这种意识和情绪更加高涨，而且很自然地，便宣 在认为是代表中央的香港政府身上。还有一些有台湾背景或外国政治连系的群体，他们担心香港若然成功地实行一国两制管治模式的话，无疑对他们构成压力并与他们的利益产生冲突；而且外地对中国事务便少了牵制的把柄和置喙、插手的机会。无论如何，香港的执政者都必须承认和接受这种现实（姑勿论是否港英政府在殖民地时期埋下的炸弹也好）。
然而，愿意以香港为家的政党及从政者，该思想如何凝聚沉默但又看不过眼的大多数市民，如何让他们对正面建设香港和中国的政治主张起共鸣，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而且动员起他们，组织起他们，使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票，他们的游行、示威、抗议，甚至绝食，结集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不再被极端的少数所骑劫。教会在讨论社会各种政治议题中，应该持真正的客观、理性、中肯及合乎圣经的立场。不从意识型态出发，被网上一些假扮教会人士的言论所牵制，或接了某报刊、某党派舆论之订单，便沦为教会圈子内对教内人士语言粗暴之执行者。我们实在厌倦那些鹦鹉学舌之先知和评论者。有基督教社关机构说，我们若不支持时下那些争取人权者之诉求，那么将来我们反同性恋时便无人支持。这真是不知所谓，而且是倒果为因、一厢情愿之想法。
国民教育之诉求已非一朝一夕形成之新事。在上世纪殖民地时期，已有教会牧者和教育机构，看见港大黄丽松校长所言“丑陋香港人”的现象，便鼓励在学校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何来“洗脑”之有？若将任何具有价值取向东西的传授视之为“洗脑”，那么过去五四运动期间的“非宗教教育运动”，也许稍后便会历史重演了！
多年前已在书展中购得一套大学人文教育丛书，内中各册分别选辑了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的文章，讨论人与自我、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族、人与世界及人与自然等范畴应有的看法。若然这套书能像芝加哥大学推动阅读钜著（Great Books）运动一样被推行，我想中国公民的素质和视野必然具有深度和阔度。反观现时争议的两份文件（我从教育局网站下载百多页全文仔细阅读）。一份似先前所提的人文素养教育；另一份《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则甚似上世纪七十年代学运火红火热时，学生会自发编印认识中国的手册（不过现时的客观很多）。
综观现时大部份批评，不外乎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是实际执行层次上之困难，例如︰担心科目范畴过于广泛，担心独立成科增加学生压力，担心评分标准不知如何，担心与其他科目重叠，担心频密改革令老师疲于奔命，担心老师不知如何教，担心变成填鸭式科目等。第二是理念层次上之疑虑，例如︰课程灌输爱国思想和宣扬共产党功绩，课程只报导国家正面事件而回避某些问题，课程忽略培养公民的政治意识、权利与义务等。
第一类实际问题是可以讨论和解决的；第二类问题当然亦有商榷余地，但必须基于香港现时是在一国两制的社会实况来讨论。将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情，或以香港作为一个独立自由城邦的想法来作基础，只会是天方夜谭，不切历史实际。
在僭建风波尾声，新界东北发展之风波未起之先，国教这出政治肥皂剧正好填在狭缝。讽刺的是，正是钓鱼台事件引发反日示威浪潮时，反国教者却采用了日本人表示不同意之交叉手语来作抗争象征。也许潜意识上，正反映了民族意识不强的一代，在后殖民地时期怀旧的遐思吧！
读者和阐论在一种时代氛围之影响下，都忽略另一类理性但无奈的声音。兹列举媒体上另一类见解如下︰
第一，论到国民教育之目的何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林沛理说︰“国民教育有助‘去殖民化’。”他认为“殖民地子民的祖国已被‘陌生化’，国民教育之目的是要培养市民对祖国认同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豪感。”换言之，现时某些人士反国教的心态，其实是已被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洗脑”而不自知矣。
另外，有作者评论时，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第一首英文歌是《天祐女皇》，而一九八一年英国战舰被阿根廷击沉时，竟有同学抱头痛哭起来。”其实这种社会心理在殖民地时期十分普遍，是人被“潜而默化”而不知，但在回归后的今天，是否应该改变？
第二，论到两份争议文件是否有“洗脑”成分？《头条日报》专栏作家黄丽君在《国民教育指引睇真?》一文详细分析181页的指引，清楚显示内容没有半点洗脑成分。她认为大部份人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与教育局的指引混为一谈，其实是思维的混乱。
《经济日报》副社长石镜泉则进一步去讨论这份《国情手册》。他说︰大部份人指控“教材中的‘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比是颂中国贬美国，有为阿爷歌功颂德之嫌，故是‘洗脑’教育。”因此，他刻意在他的专栏中将文件最具争议的第27页，即“中国模式的成本”部份照登，比对下发现指控根本不符事实，因为“毒奶粉事件”、“我爸是李刚”、“动车事故”等，都没有回避地被记述下来。
正如政论家陈文鸿亦说︰“中国模式，以至在此之前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四小龙的发展模式等，都证明了经济发展没有单一的英美模式，各国都有走自道路而成功的道路。”所以，就算真的要以英美的国情和社会建设理念作为“普遍价值”和“核心价值”时，仍必须全方位地并立体地考虑，才能批判性地将之处境化，并于本土落实。
第三，论到国家认同问题，《亚洲周刊》多篇评论文章说︰“劣书可焚，但国教不可废。殖民时代港人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而不自觉，导致日后抗拒了解和认同自己的国家。”亦有资深媒体评论员认为，反国教是“香港人纯真的失误。”他说︰“为了一本粗劣的国教手册，抗拒国民教育科，而踏上疏离国家民族的道路，是纯真的失误。”所以施永青亦在其报刊《AM730》的专栏中呼吁说︰“国民教育不应因噎废食。”
第四，论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亚洲周刊》笔锋专栏则呼吁“港人要寻回民间中国论述。”作者认为︰“香港不能陷入去中国化的危机，也不能掉入台湾民主化的陷阱；赢得民主，却失去了中国。”另一篇文章的总结这样说︰“归根到底，是香港人近年缺乏信心的问题，国教科只是一具没有躯壳的幻影，投射了部份人对香港发展停滞的焦虑以及对北京和香港政府的不信任。”
第五，学界对此的讨论又如何呢？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教授说︰“香港人的国民身份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该要正视，否定此一身份即是逃避现实。”历史学者陆人龙教授亦赞同设国教科，他指出“香港是中国文化传统延续的一部份，香港人在一国制之下享受很多，却又表示国家与我何关？这是说不通的。”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焯芬教授认为︰“当然，每个人都有权构建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自己的人生路。问题是︰中港经济关系日趋紧密，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都和中国内地有所关连……（因此）对中国文化及国情有些基本的认识，对他们的未来事业发展，未尝不是好事。”
第六，在讨论到反国教者沿用现今社会激烈的抗争手法时，退休大律师陈庄勤在明报网站陈言︰国民教育“一开始便被标签”。他批评道，社会“是非颠倒至此，还有民智吗？”他又批评媒体文化正向社会及青年人“洗脑”，政治矛盾对峙不是以协商来解决，而是“务求对手不‘跪低’不罢休”，以至十多岁学生在未进入理性辩论，便“不明所以地随便辱骂官员‘无耻’。”
《头条日报》另一专栏作家潘丽琼在《向暴力政治说不！》一文中表示︰“何以用语言暴力侮辱人？民主自由讲求对人的尊重，他不是自称民主派吗？这是对下一代最坏的示范。”（我很高兴几年前冒出头来指责社会暴力问题的一篇祷文，虽招致教内外极端分子抹黑围攻，但至今认同我这种讲法的社会人士愈来愈多）。
《经济日报》副社长石镜泉又在其专栏内引述读者的投诉说︰“在部分报章及讨论区，只要你是支持国教科，便被冠名‘与民为敌’、‘5毛’等称号──这‘非友即敌’的思维与‘多元包容’的社会是否背道而驰？”
《头条日报》专栏作家黄丽君在另一文章《对国民教育的另类观点》中又说，“民主社会除了选举制度外，便是法治、理性、包容和客观等”，但现时“主流声音已听不到理性讨论，只见抗争、绝食等激进行动及单一声音。如有其他人持不同意见，就沦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其实这亦是一种变相式洗脑教育。”她续说︰“身为一个中国人，难道我们不应该认识中华民族、中国吗？我想问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需要认识自己国家的知识的？”
第七，为何反国教人士之理据不强，声音却如此响亮呢？其实自始至终媒体及社会便对国民教育问题偏颇地报道和理解。据《亚洲周刊》“中华天地”专栏分析说，当“主流报章以‘洗脑’定义国教科后，一词风行，令不少港人闻词色变，导致争议的理据在香港的言论平台上从未得到清晰的梳理。”该栏作家陈立诺续说︰“支持设立国教科一方发出的声音较弱，无法占据香港主要言论平台，亦缺席于网络世界。”
这说明了香港媒体现今在意识型态上偏颇的情况。例如︰支持国教者，亦有人以绝食来示威抗议，但有关的报道却是少之又少，而且放在不显眼处。当亚洲电视的评论与主流意见相反时，却惹来围攻，副总裁不得不回应说︰“希望社会尊重别人观点。”不单如此，连宣称民主包容的政党亦“政治正确”地处理那些“政治不正确”地支持国教的党员。
将上述部份剪报搜集得的资料撮要地胪列，为要让人认识到除了煽情、暴戾及偏颇的舆论外，社会上仍有理性、客观但无奈的声音。教会要反思的是︰我们只是在西方神学背后的社会意识型态影响下，接了时代的订单，成为潮流议程的附和者；还是真正履行圣经先知的角色，批评政府不当政策之同时，亦批判激进政治及粗暴言行。
任何读圣经和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基督徒在公共领域中有发言的权利（不像一些人说，宗教陈述是自说自话的私有化语言，而牧者就社会或道德议题逆流发言便是无知）；而且亦有先知的角色。但问题是当我们批判时只是顺应社会潮流，而对社会问题症结缺乏一种全面了解和彻底分析，以致我们以为自己是站在先知岗位发声时，其实只是做了政党的应声虫。
任何基督徒都知道要“行公义、好怜悯”，但谁去界定公义和怜悯？如何去界定呢？用谁的尺度和观点？而且如何去实践呢？社会的我们不用说，但教会内所谓批判声音，其谬误和蒙蔽除了他们可能错引圣经或诠释有误外，最重要的乃是他们在应用之先，过份简单及二分化地去看社会问题。
例如最低工资30元真的比28元较公义和符合社会的福祉吗？当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批判“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两种阶级在利益上之对立时，他们又过份相信“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立法规管和劳资谈判成效。若然我们今天现实地是生活于市场供求彼此平衡及社会利益互相制衡的经济体系下，便要立体地去分析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寻求在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以至社会各阶层及整体都得到真正的福祉。岂不知工资过速增长，同样会带来工种流失、物价高涨、企业倒闭及工人失业等问题（这正如成语“朝三暮四”所揭示“治标不治本”的问题一样）。
今天激进地批评政府是最容易获得名声，且是最安全的（我不是说政府没有该改善的地方），但敢逆流发言，不怕别人在教内教外围堵和攻击，才是具有道德勇气的真正先知。所以评论社会议题时，奉劝神学院讲师、社关机构主管、教会牧者及教会报刊专栏作者，别只看低俗、淫亵报刊的报道、评论和分析，因为你已有被洗脑之嫌，受了他们观点之影响而不自知！
中神院长余达心博士在一篇《切切为香港祈祷》的文章中说︰“我想不少人和我一样，看到香港政坛近日的情景，不仅感到纳闷，也感到担忧。……谈到香港的民主发展，随即想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理想，即理性讨论，彼此尊重，包容异己，维护异己发言权利，容让受质疑的人有申辩尊严及疑点利益的种种价值。我们要更迫切地为公民的文明素质（civility）祈祷。我说迫切，乃因这种文明素质在香港似乎日见倒退。是的，近年来的情况着实令人忧虑。在不少场合，每当有人发表稍有政治不正确的异见，唾骂、群殴、狙击、侮辱甚至抹黑立时蜂拥而至，最强烈而鄙屑的词汇瞬即堆在异见者的头上。”
于基督教协进会的通讯刊物中，梁恩荣博士在一篇题为《香港公民教育发展方向的反思》的文章中，也引述学者博德说︰“如要倡导群众式的民主，我们一定要努力建设堤防，以免掉进如盲目崇拜煽动者及无脑筋的政治野蛮行动等陷阱。我深信只有透过严谨而有系统的政治教育计划才能筑起这些堤防。”可见无论福音派或自由派的言论，都关切到“暴民政治”的假民主问题。
《基督教周报》在一篇题为《混沌中寻出秩序︰教育学校对国民教育的定位和贡献》的文章中，曾指出︰“教会学校一直以来都强调公民教育，认为有需要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基督教既然亦强调公民教育，但其内容该是什么，而且与世俗的有何不同？在香港浸会大学基督教通识教育资源中心的研讨会上，当讨论到《通识教育与基督化价值》时，关启文教授说︰“学校提出基督教价值观时，若与今日传媒和学术界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有冲突时，恐怕基督教价值观缺乏说服力。他指，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自由与和平等，不一定合乎圣经，不应不加思考就全然接纳。他提及香港人权监察对‘国民教育’的批评，及同性婚姻支持者的人权观，从而提醒不要盲目接纳渗透了世俗主义的人权论，却要建构基督教世界观。”
因此当教会要站在先知角色去捍卫社会该持守的价值时，首先要辨识这是“俗世价值”还是“属神价值”？就算某些政治价值确有基督教根源，甚至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但仍不能将之绝对化（因为此举无疑是将某些政治理念偶像化）。更重要的是，不能以低劣的手段来达成善之目的。
正如资深传媒人谢悦汉在《毋忘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说︰“香港部份政客煽动市民仇视中国，无人为大众发声，多元化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受挑战。”大家做人都知道一个道理︰“枪打出头鸟”，因此面对舆论的强势压逼大家都会噤若寒蝉，不敢发声。但圣经勉励我们︰纵使在不利的情况下，无人愿听的情况下，仍要为主的道而敢于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