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美国杂《Charisma》访问包牧师 |
 中国家庭教会的手抄圣经 |
 80年代包牧师与内地信徒一同上路 |
 80年代包牧师为家庭教会领袖祈求圣灵充满 |
 包牧师自传《One Journey One Nation》，2011年出版 |
 包牧师家庭合照 |
文◎包德宁（Dennis Balcombe）
译◎程灏年
1978年1月的首个星期，我们初次察觉到转变正在发生。我们从报章得悉，由国家经营的中国旅行社正举办开放给外宾（洋人）参加的国内旅行团。我是参加该团的首批旅客之一，同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就首次踏足了中国。
这诚然是一趟难忘之旅。我们从香港中央火车站乘车到边境，跨境进入中国后，再于深圳转乘中国火车前往广州──沿路的第二大城市。受文化大革命及共产党政策影响，当时的中国既贫穷又落后，男人们大都穿着蓝或灰色的工人服，女人们蓄短发、不化妆，打扮与男人们相去不远，配戴手表的人屈指可算，其他珠宝首饰更是非常罕见。食物和衣服都要配给，仍然经营的餐厅寥寥可数，而且只在早、午、晚餐的指定时间营业。大部分人都在大型的国营百货公司购物，私营商店和业务的数目少得可怜。
一所中国旅行社带着我所参与的官方旅行团参观公社、医院、学校及工厂，共产党领袖宣扬共产党带领中国脱贫的初步成就，将贫困归咎前国民政府的管治。他们又随即否认四人帮政策带来的祸害，以及文化大革命下的残酷镇压，更忙不迭强调中国正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我们一行二十多个西方人走在街上，衣衫色彩斑斓，梳着各式时髦发型，颈上挂著照相机，沿途走访公园、百货公司，所到之处都引来大批围观者。过去三十年，他们不曾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人。
仗着自己能操流利广东话（我们到达的首个城市──广州的方言），我与一些群众开始了对话。我身后挂著的巨型海报写着“打倒美帝”，于是我请他们说说对美国人的看法。人群中有人喊道︰“那不过是政府的文宣，我们从来都不相信的！我们知道美国人为帮助我们脱离日军管治，牺牲了性命，我们爱所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的回应是我始料不及的，当下我惊呆了。那时我开始明白，虽然中国在政治上封锁了三十年，但人民的心仍是开放的。
经过多年等待终于能踏足中国，我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分享信仰的机会。我接触的许多中国人都告诉我，他们在某处认识一些基督徒，又知道一些曾经开放的教会（宗教事务局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开放三自爱国教会／委员会）。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接触到国内的基督徒，连哪里可找到他们都不知道。
我在1978年再造访了中国几次，但却不知从何入手，只好不断求问主我应该参与当地的哪些事工。最后，我向教会内的林西门（Simon Lam）弟兄请教。他曾经游泳从中国逃到香港，现在加州卡斯特罗谷一所华人教会当牧师。我问他是否认识任何一间中国教会。
虽然西门的父母都是信徒，但他逃离中国时，却从未上过教会。即使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居于广州，也不敢参与任何基督徒聚会。连番查问下，我发现国内其实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的需求极大。我更获悉广西省（广东省隔邻）某处有40,000个基督徒定期在不同的家庭教会聚集，但他们仅共同拥有一本完整的圣经。
我终于知道自己当作什么了。我随即通知美国及全球教会以下信息︰“中国现在开放了。我们不知道她何时会再封闭。信徒对圣经的需要极其迫切。请到香港来支持我们将圣经送进中国。”
那时候，并没有为外国人而设的入境海关关口，只消数月，就有上百个外国信徒蜂拥而至，将圣经带进中国，每月如是。从那时起直到1981年、政府终于成立为外国旅客而设的海关关卡为止，成千上万的圣经已运送到广州，透过家庭教会的网络系统，消息瞬间广传，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领袖来到广州取圣经，然后再转运至所属教会。
早至1979年，我已与全国主要家庭教会运动的许多领袖见过面，他们也希望我探访他们在郊区的教会，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太危险了，我也不可能这样做。在那个年代，外国人要进中国只能透过两个方法︰参加有组织的旅行团，或申请商务签证。此外，只有少数大城市是对外开放的，每到一个城市我们都要再个别申请签证。我们必须登记入住国家许可的酒店，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中国，他们就很轻易地查出我们每晚住在什么地方，因为所有资料都登记在案了。
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多年来我们只能在国家允许进入的大城市内，相约家庭教会领袖于酒店房间或餐厅会面，包括北京、上海、昆明及西安。我也从世界各地邀请了一些关键的外籍牧师和教会领袖同行，听到信徒们的见证，我们既激动，又感到挑战重重。
他们最经常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并没有带领一所大教会、大机构，或是富有而具影响力的西方教会？为什么你只是香港一所普通教会的牧师？为什么你每个月都给我们送上万本圣经？为什么？”
我对他们说︰“是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的教会也没什么特别。但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信心满满，操练祷告与禁食，也认识世界上许多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当我分享你的需要，他们就纷纷速递圣经过来，或汇款让我们去买圣经。”
他们回应道︰“我们都听说过圣灵的洗，也认识有相关经验的人，但却没接受过这方面的教导。”（他们大都受教于一个福音派宣教机构──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我们在酒店房间、餐厅为许多领袖祈祷，他们都接受了圣灵的洗，又把恩膏带回他们所属的河南、安徽、山东、浙江等省份的教会。因着这些突破，我们开始能毫无拦阻地前往其他城市，虽然人们常常警告我，基督徒宣教士深入乡郊地区是非常危险的。
即便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河南的基督徒仍冒着风险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工人训练聚会。我乘坐由广州至郑州（河南省会）的火车，在傍晚到达当地。我们租用了一辆车子往南部进发，大约凌晨三时到步。那时候，郊区是没有电力供应的，我们在黑暗中穿越不同的村子，徒步走了一个小时，最终到达聚会的地方。我们所经过的村子都只能用灯笼来照明，但人们殷切祷告的声音（而非鸡鸣犬吠）却令我讶异非常。
穿过大庭院的闸门，我看见上百名农民模样的牧者跪在地上，迫切地代祷呼喊，流泪不已。他们随即把我带到一座建筑物内──就是一个被改作聚会地点的小型住宅。那里坐着最少两百人，他们全都挤进一个小房间里去，挤得密不透风，还有许多人站在外头。
“这个聚会有多少人？”他们的答案令我大为震惊︰这一次来了约800个牧者，代表着400间教会，每所教会只能派两名牧师来参加。那些教会一般都有数百名会众，换句话说，他们正代表着逾100,000基督徒。很大部分的会众都无法挤进房间，只能挨紧开着的门窗听我讲道。
早上六时三十分。经过两小时的火热祷告后，他们邀请我分享。
“我要讲多久？”我问道，心里想着跟大家打个招呼或分享几分钟的见证。
“不，不是几分钟。”他们纠正我，“现在是早上六时三十分，我们早上八时会吃早餐，正午十二时吃中餐，傍晚六时吃晚餐。聚会大约在晚上九时三十分或十时结束。吃饭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希望你在其余时间来服事我们。我们会聚集一连三天，之后三天会到另一区域。接下来两星期的行程，我们都替你安排好了。”
我根本没预备要这样服事。没有笔记，没有照相机，没有书本，什么都没有──只有圣经。但当我起来分享，圣灵的恩膏就临到，圣经一下活起来了，要我每天对着800人分享十小时也毫无难度。每两三小时我会小休一下，唱一首诗歌，我也会去为领袖们祈祷，让他们被圣灵充满。
部分领袖对我就圣灵的教导和神作工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些保留。宣教士教导他们，自从使徒在第一世纪离世，圣灵的恩赐就终止了。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事工中见证了许多神迹奇事，因此也颇能接受神在今天仍分赐方言给人。当数百人一起说方言、跳舞、哭泣、呼喊或跌倒的时候，有些领袖给吓到了。有些时候，他们会唱首诗歌，尝试终止所发生的事，但并不成功。我们都知道当神开始在聚会中工作，没有人能使 停下来的！
只消几个月，反对的声音都消失了，不但如此，这班河南牧师更安排我到全国各地分享相同的信息。为什么？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勇气和胆量临到他们，神迹奇事随着讲道发生，对这个信息开放的群体都经历大复兴，各处的人数都以倍数增长。
我一直这样到处服事直到1995年5月，中国政府撤销我的签证七年之久。整整七年时间，我无法再踏足中国。然而，当地的事工仍然向前迈进，其他人（包括我们在香港的教会和海外访客）持续地进去，千万本圣经仍然不断地派发出去。到了2003年1月，我的签证被更新了，由那天起直到如今我依然维持着相同的服事。最显著的分别是，除了家庭教会外，现在我也服事好些官方的三自爱国教会／委员会。他们同样渴望复兴和圣灵。
过去四十二年在香港、三十三年在中国的服事是一份莫大的福气。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既亲切又精采，能在他们中间事奉主，实在是我的恩宠。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巳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四35，新标点和合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九37-38，新标点和合本）
（蒙包德宁牧师授权，摘录自《One Journey One Nation》，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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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德宁牧师在16岁领受到中国宣教的呼召，1969年离开美国到香港，中国70年代末开始向西方开放之时，成为首批进入国内的宣教士之一。他与太太居于香港，有一子一女，和两个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