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美國雜《Charisma》訪問包牧師 |
 中國家庭教會的手抄聖經 |
 80年代包牧師與內地信徒一同上路 |
 80年代包牧師為家庭教會領袖祈求聖靈充滿 |
 包牧師自傳《One Journey One Nation》，2011年出版 |
 包牧師家庭合照 |
文◎包德寧（Dennis Balcombe）
譯◎程灝年
1978年1月的首個星期，我們初次察覺到轉變正在發生。我們從報章得悉，由國家經營的中國旅行社正舉辦開放給外賓（洋人）參加的國內旅行團。我是參加該團的首批旅客之一，同月的第二個星期我就首次踏足了中國。
這誠然是一趟難忘之旅。我們從香港中央火車站乘車到邊境，跨境進入中國後，再於深圳轉乘中國火車前往廣州──沿路的第二大城市。受文化大革命及共產黨政策影響，當時的中國既貧窮又落後，男人們大都穿著藍或灰色的工人服，女人們蓄短髮、不化妝，打扮與男人們相去不遠，配戴手錶的人屈指可算，其他珠寶首飾更是非常罕見。食物和衣服都要配給，仍然經營的餐廳寥寥可數，而且只在早、午、晚餐的指定時間營業。大部分人都在大型的國營百貨公司購物，私營商店和業務的數目少得可憐。
一所中國旅行社帶著我所參與的官方旅行團參觀公社、醫院、學校及工廠，共產黨領袖宣揚共產黨帶領中國脫貧的初步成就，將貧困歸咎前國民政府的管治。他們又隨即否認四人幫政策帶來的禍害，以及文化大革命下的殘酷鎮壓，更忙不迭強調中國正實行門戶開放政策。
我們一行二十多個西方人走在街上，衣衫色彩斑斕，梳著各式時髦髮型，頸上掛著照相機，沿途走訪公園、百貨公司，所到之處都引來大批圍觀者。過去三十年，他們不曾見過像我們這樣的人。
仗著自己能操流利廣東話（我們到達的首個城市──廣州的方言），我與一些群眾開始了對話。我身後掛著的巨型海報寫著「打倒美帝」，於是我請他們說說對美國人的看法。人群中有人喊道︰「那不過是政府的文宣，我們從來都不相信的！我們知道美國人為幫助我們脫離日軍管治，犧牲了性命，我們愛所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他的回應是我始料不及的，當下我驚呆了。那時我開始明白，雖然中國在政治上封鎖了三十年，但人民的心仍是開放的。
經過多年等待終於能踏足中國，我當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分享信仰的機會。我接觸的許多中國人都告訴我，他們在某處認識一些基督徒，又知道一些曾經開放的教會（宗教事務局一直到1979年才重新開放三自愛國教會／委員會）。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接觸到國內的基督徒，連哪裡可找到他們都不知道。
我在1978年再造訪了中國幾次，但卻不知從何入手，只好不斷求問主我應該參與當地的哪些事工。最後，我向教會內的林西門（Simon Lam）弟兄請教。他曾經游泳從中國逃到香港，現在加州卡斯特羅谷一所華人教會當牧師。我問他是否認識任何一間中國教會。
雖然西門的父母都是信徒，但他逃離中國時，卻從未上過教會。即使我們談話的時候，他的父親正居於廣州，也不敢參與任何基督徒聚會。連番查問下，我發現國內其實有許多基督徒，他們對聖經的需求極大。我更獲悉廣西省（廣東省隔鄰）某處有40,000個基督徒定期在不同的家庭教會聚集，但他們僅共同擁有一本完整的聖經。
我終於知道自己當作甚麼了。我隨即通知美國及全球教會以下信息︰「中國現在開放了。我們不知道她何時會再封閉。信徒對聖經的需要極其迫切。請到香港來支持我們將聖經送進中國。」
那時候，並沒有為外國人而設的入境海關關口，只消數月，就有上百個外國信徒蜂擁而至，將聖經帶進中國，每月如是。從那時起直到1981年、政府終於成立為外國旅客而設的海關關卡為止，成千上萬的聖經已運送到廣州，透過家庭教會的網絡系統，消息瞬間廣傳，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家庭教會領袖來到廣州取聖經，然後再轉運至所屬教會。
早至1979年，我已與全國主要家庭教會運動的許多領袖見過面，他們也希望我探訪他們在郊區的教會，然而，這對他們而言太危險了，我也不可能這樣做。在那個年代，外國人要進中國只能透過兩個方法︰參加有組織的旅行團，或申請商務簽證。此外，只有少數大城市是對外開放的，每到一個城市我們都要再個別申請簽證。我們必須登記入住國家許可的酒店，也就是說，當我們離開中國，他們就很輕易地查出我們每晚住在甚麼地方，因為所有資料都登記在案了。
由於上述種種限制，多年來我們只能在國家允許進入的大城市內，相約家庭教會領袖於酒店房間或餐廳會面，包括北京、上海、昆明及西安。我也從世界各地邀請了一些關鍵的外籍牧師和教會領袖同行，聽到信徒們的見證，我們既激動，又感到挑戰重重。
他們最經常問我的問題是︰「為甚麼你並沒有帶領一所大教會、大機構，或是富有而具影響力的西方教會？為甚麼你只是香港一所普通教會的牧師？為甚麼你每個月都給我們送上萬本聖經？為甚麼？」
我對他們說︰「是的，我只是個普通人，我們的教會也沒甚麼特別。但我們都被聖靈充滿，信心滿滿，操練禱告與禁食，也認識世界上許多被聖靈充滿的教會。當我分享你的需要，他們就紛紛速遞聖經過來，或匯款讓我們去買聖經。」
他們回應道︰「我們都聽說過聖靈的洗，也認識有相關經驗的人，但卻沒接受過這方面的教導。」（他們大都受教於一個福音派宣教機構──戴德生所創辦的中國內地會。）我們在酒店房間、餐廳為許多領袖祈禱，他們都接受了聖靈的洗，又把恩膏帶回他們所屬的河南、安徽、山東、浙江等省份的教會。因著這些突破，我們開始能毫無攔阻地前往其他城市，雖然人們常常警告我，基督徒宣教士深入鄉郊地區是非常危險的。
即便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河南的基督徒仍冒著風險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工人訓練聚會。我乘坐由廣州至鄭州（河南省會）的火車，在傍晚到達當地。我們租用了一輛車子往南部進發，大約凌晨三時到步。那時候，郊區是沒有電力供應的，我們在黑暗中穿越不同的村子，徒步走了一個小時，最終到達聚會的地方。我們所經過的村子都只能用燈籠來照明，但人們殷切禱告的聲音（而非雞鳴犬吠）卻令我訝異非常。
穿過大庭院的閘門，我看見上百名農民模樣的牧者跪在地上，迫切地代禱呼喊，流淚不已。他們隨即把我帶到一座建築物內──就是一個被改作聚會地點的小型住宅。那裡坐著最少兩百人，他們全都擠進一個小房間裡去，擠得密不透風，還有許多人站在外頭。
「這個聚會有多少人？」他們的答案令我大為震驚︰這一次來了約800個牧者，代表著400間教會，每所教會只能派兩名牧師來參加。那些教會一般都有數百名會眾，換句話說，他們正代表著逾100,000基督徒。很大部分的會眾都無法擠進房間，只能挨緊開著的門窗聽我講道。
早上六時三十分。經過兩小時的火熱禱告後，他們邀請我分享。
「我要講多久？」我問道，心裡想著跟大家打個招呼或分享幾分鐘的見證。
「不，不是幾分鐘。」他們糾正我，「現在是早上六時三十分，我們早上八時會吃早餐，正午十二時吃中餐，傍晚六時吃晚餐。聚會大約在晚上九時三十分或十時結束。吃飯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十到四十五分鐘，希望你在其餘時間來服事我們。我們會聚集一連三天，之後三天會到另一區域。接下來兩星期的行程，我們都替你安排好了。」
我根本沒預備要這樣服事。沒有筆記，沒有照相機，沒有書本，甚麼都沒有──只有聖經。但當我起來分享，聖靈的恩膏就臨到，聖經一下活起來了，要我每天對著800人分享十小時也毫無難度。每兩三小時我會小休一下，唱一首詩歌，我也會去為領袖們祈禱，讓他們被聖靈充滿。
部分領袖對我就聖靈的教導和神作工時所發生的事情有些保留。宣教士教導他們，自從使徒在第一世紀離世，聖靈的恩賜就終止了。另一方面，他們在自己的事工中見證了許多神跡奇事，因此也頗能接受神在今天仍分賜方言給人。當數百人一起說方言、跳舞、哭泣、呼喊或跌倒的時候，有些領袖給嚇到了。有些時候，他們會唱首詩歌，嘗試終止所發生的事，但並不成功。我們都知道當神開始在聚會中工作，沒有人能使 停下來的！
只消幾個月，反對的聲音都消失了，不但如此，這班河南牧師更安排我到全國各地分享相同的信息。為甚麼？當他們領受聖靈的洗，勇氣和膽量臨到他們，神跡奇事隨著講道發生，對這個信息開放的群體都經歷大復興，各處的人數都以倍數增長。
我一直這樣到處服事直到1995年5月，中國政府撤銷我的簽證七年之久。整整七年時間，我無法再踏足中國。然而，當地的事工仍然向前邁進，其他人（包括我們在香港的教會和海外訪客）持續地進去，千萬本聖經仍然不斷地派發出去。到了2003年1月，我的簽證被更新了，由那天起直到如今我依然維持著相同的服事。最顯著的分別是，除了家庭教會外，現在我也服事好些官方的三自愛國教會／委員會。他們同樣渴望復興和聖靈。
過去四十二年在香港、三十三年在中國的服事是一份莫大的福氣。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人既親切又精采，能在他們中間事奉主，實在是我的恩寵。
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巳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四35，新標點和合本）
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太九37-38，新標點和合本）
（蒙包德寧牧師授權，摘錄自《One Journey One Nation》，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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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德寧牧師在16歲領受到中國宣教的呼召，1969年離開美國到香港，中國70年代末開始向西方開放之時，成為首批進入國內的宣教士之一。他與太太居於香港，有一子一女，和兩個外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