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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少芬
今年5月2日是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美国时间5月1日深夜将宾拉登的死讯公布天下，恰巧的是，六十六年前，大屠杀主犯希特勒的死讯也是在德国时间5月1日公布的。虽然希特勒死了，宾拉登也应该死了，但反犹的邪恶精神并没有在世界上因此消失。
大屠杀的发生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德国是基督教国家，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而德军相信大都是基督徒，而且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大屠杀之前，德国没有出现过高涨的反犹情绪，德国犹太人还为到身处在平等的社会感到相当的满意。星期日在教会唱圣诗的德国人，怎么穿上了军服后，就可以脸不改容按下集中营毒气室的开关呢？当然，是撒旦在推动残杀神的选民的阴谋，这是大屠杀的背后起因，这个解释不会有错，但黑暗势力的猖狂也需要人间的破口的配合。在反犹主义之外，有学者从社会角度对大屠杀提出了特别的看法。
有犹太血统的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著写《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他认为大屠杀的起因不是反犹主义，因为当时德国没有强烈的反犹情绪和力量。他从社会现代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在分工的时代，每个人只是整个系统里的一个齿轮，只需服从命令，不用判断行为有没有违反道德，更不认为自己的参与有道德上的责任。如此的个人心理状况，加上社会的沉默（希特勒不需要大众的热情），就造成一场谋杀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
经历过大屠杀年代的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里对极权社会的心理有较深的描述。他认为疏离的现代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从而产生的焦虑使得他们逃避自由，方法之一是盲从权威，放弃独立性，从依附的关系中获得安全感，于是变成机器人一样。
我们不一定要认同以上两位学者的诠释是解释大屠杀起因的真正答案，但他们确实开了一扇窗户让人意识“愚顺”会对人类带来不能忽视的摧毁。今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时，面对眼前亲切和善的日本人，心里不禁想到︰“日本人这么和善，怎会发生南京大屠杀？”我知道日本文化有内外不一的表现，但我无法否认在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善良和对和谐的追求。我不期然想到华人教会的危机，不是说我们会犯上希特勒的恶行，我只是怕我们展现的顺服其实是愚顺。
有些看来很顺服的基督徒，只会点头，凡命遵从，但却不会独立思考，因此不能承担需要判断力的责任，或进升为领袖。我所说的独立思考不是指离开神的自主独立，而是敢于靠着神的智慧和能力在心智上成熟。我也不是在鼓励争吵、对立，我十分认同顺服权柄的教导，确信在权柄的遮盖下可蒙受神的祝福。但若然表面的顺服原来是掩藏内在的不安，不想承担后果，而推动力原来是恐惧，结果在心智上停顿了成长，变成一个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就如被分派一千银子的仆人，认为自己很顺服主人，原来是被恐惧瘫痪了，最后被称为恶仆，这是很严重的责备，可见神讨厌只是畏惧 、却对 没有信心的仆人。
保罗有种种应得的权利，但选择放下，为合一的缘故放下自己。真正的顺服是放下自己，但要有自己才能说得上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也不是等于杀死自己。愚顺却是在透支一个没有自己的自己。可悲的是，愚顺的人和强权的人互相有致命的吸引力。恕我直言，华人教会如果有太多愚顺的人，和要求别人愚顺的领袖，薪火就不能承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