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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少芬
今年5月2日是猶太人的大屠殺紀念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今年美國時間5月1日深夜將賓拉登的死訊公佈天下，恰巧的是，六十六年前，大屠殺主犯希特拉的死訊也是在德國時間5月1日公佈的。雖然希特拉死了，賓拉登也應該死了，但反猶的邪惡精神並沒有在世界上因此消失。
大屠殺的發生至今仍有許多解不開的謎團。德國是基督教國家，是宗教改革的發源地，而德軍相信大都是基督徒，而且社會學家告訴我們，在大屠殺之前，德國沒有出現過高漲的反猶情緒，德國猶太人還為到身處在平等的社會感到相當的滿意。星期日在教會唱聖詩的德國人，怎麼穿上了軍服後，就可以臉不改容按下集中營毒氣室的開關呢？當然，是撒旦在推動殘殺神的選民的陰謀，這是大屠殺的背後起因，這個解釋不會有錯，但黑暗勢力的猖狂也需要人間的破口的配合。在反猶主義之外，有學者從社會角度對大屠殺提出了特別的看法。
有猶太血統的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著寫《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他認為大屠殺的起因不是反猶主義，因為當時德國沒有強烈的反猶情緒和力量。他從社會現代性的角度分析，認為在分工的時代，每個人只是整個系統裡的一個齒輪，只需服從命令，不用判斷行為有沒有違反道德，更不認為自己的參與有道德上的責任。如此的個人心理狀況，加上社會的沈默（希特拉不需要大眾的熱情），就造成一場謀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
經歷過大屠殺年代的猶太裔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裡對極權社會的心理有較深的描述。他認為疏離的現代人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從而產生的焦慮使得他們逃避自由，方法之一是盲從權威，放棄獨立性，從依附的關係中獲得安全感，於是變成機械人一樣。
我們不一定要認同以上兩位學者的詮釋是解釋大屠殺起因的真正答案，但他們確實開了一扇窗戶讓人意識「愚順」會對人類帶來不能忽視的摧毀。今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時，面對眼前親切和善的日本人，心裡不禁想到︰「日本人這麼和善，怎會發生南京大屠殺？」我知道日本文化有內外不一的表現，但我無法否認在他們身上所感受到的善良和對和諧的追求。我不期然想到華人教會的危機，不是說我們會犯上希特拉的惡行，我只是怕我們展現的順服其實是愚順。
有些看來很順服的基督徒，只會點頭，凡命遵從，但卻不會獨立思考，因此不能承擔需要判斷力的責任，或進升為領袖。我所說的獨立思考不是指離開神的自主獨立，而是敢於靠著神的智慧和能力在心智上成熟。我也不是在鼓勵爭吵、對立，我十分認同順服權柄的教導，確信在權柄的遮蓋下可蒙受神的祝福。但若然表面的順服原來是掩藏內在的不安，不想承擔後果，而推動力原來是恐懼，結果在心智上停頓了成長，變成一個只會執行命令的機械人。就如被分派一千銀子的僕人，認為自己很順服主人，原來是被恐懼癱瘓了，最後被稱為惡僕，這是很嚴重的責備，可見神討厭只是畏懼 、卻對 沒有信心的僕人。
保羅有種種應得的權利，但選擇放下，為合一的緣故放下自己。真正的順服是放下自己，但要有自己才能說得上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也不是等於殺死自己。愚順卻是在透支一個沒有自己的自己。可悲的是，愚順的人和強權的人互相有致命的吸引力。恕我直言，華人教會如果有太多愚順的人，和要求別人愚順的領袖，薪火就不能承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