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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启文
本专栏主要关注的是基督教启示与人文精神的复杂关系︰两者究竟是水乳交融还是水火不容呢？近期关于精神病人的讨论，正好给我们反思的机会。这两年香港社会发生一些精神病人的暴力事件，近期也有一个患思觉失调的学生在早会时跳楼身亡。这些悲剧应唤醒我们关注精神病患者，然而有部分人士可能过分恐惧，便产生污名化的问题──把精神病患者一概视为情绪严重不稳定并有暴力倾向，所以社会要盯紧他们，甚或把他们都关起来。然而邵家臻指出研究显示，“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依照人口比例计算，远较正常人口中的严重暴力犯罪，或是家庭暴力犯罪数字为低”(〈精神病为何总被污名化？〉，《星岛日报》，10年5月19日。)所以过分针对精神病人也是一种神经过敏。
从基督教启示的角度，不单不应把精神病人污名化，更应无条件肯定他们作为人的价值。我们恐惧精神病人，主要因为他们“不正常”，然而信仰的模范人物往往也被视为“不正常”。挪亚在太平盛世几百年都在建方舟，亚伯拉罕离开家乡时还不知要到哪里去，正常吗？旧约先知也有不少怪异行为。耶稣、保罗和不少中世纪圣徒都曾被怀疑为不正常，早期基督徒甚至被指为变态的食人肉狂魔。我不是要完全解构正常与不正常的分野，只是想指出这两极中间存在一个光谱，又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些方面是不正常，因此，面对精神病人的怪异行为时，是否应多点宽容，少点奇异的眼光？
纵使精神病人有不正常之处，仍然不能否定他们的价值。第一，人的价值最终极的基础不在乎他能否正常发挥理性、自主等功能，而是在于他有神的形象，是神所爱的。在生命伦理的讨论中，世俗人文主义者提出位格(personhood)的价值在于其理性和自主的能力，这观点看来吸引，但其实后患无穷︰因为胎儿（甚或初生婴孩）还未有理性和自主的能力，所以他们还未有位格，那堕胎就不是什么一回事。同样理据可用来支持杀婴（最少婴孩的价值不及一条有灵性的狗），和把痴呆老人“仁慈”地杀害──安乐死。
然而基督教反对这观点，因为认为其前设错了。就算我们还是在母腹之内甚或已有老人痴呆症，上帝的爱是恒常不变的，我们人格的核心深藏在 的爱里，因此我们的价值也是不变的。纵使精神病人有一些非理性或强制性行为，但上主对他们的爱是不变的，我们要以神爱所开启的心眼看到他们生命内蕴的无限价值──当然，这与世俗社会的实用／功能主义甚或人文主义都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马太25章中耶稣讲到山羊与绵羊的比喻，也为我们提供服侍精神病人的理据。或者有一天主耶稣会对义人说︰“当我住在精神病院时，你没有给我白眼，甚至来探访我、帮助我。”最后，信仰的盼望也应转化我们的视野，对唯物论者而言，很多严重的精神病都源自大脑不能逆转的损害，他们只是在等待死亡。基督徒却相信精神病人是可被医治和恢复的，因为我们在等待“身体得赎”。无论多严重的精神病，都不能永远摧毁人格的核心。
这样看来，基督教启示支持要用人道精神对待精神病人。然而在反对污名化的过程中，却要提防过犹不及。如邵家臻认为问题关键在于一些市民“压逼……更弱势的……精神病患者”，把他们“视为异类他者”，这“不是出于误会和愚昧”，而是在“尽情地发泄压抑已久的攻击性。”这是对那些市民相当严厉的指控，但究竟理据何在？会否在反过来污名化“正常”人呢？我们是要为精神病人去污名化，但却不用妖魔化反对者──或许他们只是一些为孩子过分担忧的家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