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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欣逢一甲子，北京及全国庆祝活动的盛况，都超越十年前的五十周年庆典。
中共建政的六十年可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阶级斗争期，后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期。前三十年由1949年开始起计。当时中共建政伊始，为了巩固政权，严厉对付反动份子，透过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打击清算党内、外的异议人士。及至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达到顶峰，国家陷入一穷二白的地步。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共打倒四人帮，华国锋短暂掌权，邓小平复出。国家于1978年12月提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开启了往后三十年的蓬勃发展时期，至今成为“金砖四国”的一员，宣示和平崛起，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总括六十年来的中国，头三十年是退步，后三十年才是进步。
教会越遭打压越快增长
基督教在中国，六十年来表面上是退步，实际上是进步。说退步，因为基督教在宗教的形式上一直受政治左右，她存在价值的话语权都操在政府手中。在前三十年，政府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要教会加入三自爱国运动，跟外国宣教组织脱离关系，赶走宣教士，支持政府一切决策，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后三十年，当国家全力从事经济建设，信教群众就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中共信仰无神论，视宗教为人民的鸦片，跟基督教信仰有着根本的矛盾，认定当社会建设起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宗教便自然消失。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宗教最终是会消失的。许多共产党党员认为，只有无学识的小民及穷苦大众才会信仰宗教；当人民科学知识提高，生活获得改善后，便不会再迷信宗教。因此，当政府推行左的政策时，便大力逼迫教会；但当推行右的政策时，便会稍为放松，但仍会严加监察及控制，定规宗教活动在有限度的自由中低调举行。
说进步，因为中国基督徒人口在1949年不足一百万，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相信已过一亿，超过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在中共眼中，基督教是一个宗教，但其实信仰不等同于宗教。宗教要有教堂及礼拜仪式，但基督教信仰不一定要教堂及礼拜仪式。政府以为用行政手段取缔了教堂及礼拜仪式就可以限制或消灭基督教，但其实是徒劳无功，反而助长了教会的发展，使信徒人数激增。政府可以监控有形的教会，但无形的教会却带着生命力，能够超越任何限制快速发展。
政府严管宗教防渗透
很不幸，政府看宗教总是跟政治有关，所以才要管理宗教。新疆暴乱涉及疆独，疆独跟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像藏独跟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分不开一样。天主教更加涉及政治，因梵谛冈是个国家。只有基督教的政治色彩比较少，但每当美国政要访问北京时（如前总统布什和现任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例必去礼拜堂聚会，留下了基督教跟政治扯上关系的符号。在政府眼中，宗教有本土的和外来的分别，本土的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会得到较宽松的对待，但基督教一向被视为外来宗教，所以政府致力作出有效管理，以防外国势力藉宗教渗透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基督教由于基督徒人口众多，尽管甚少扯上政治，仍受到严密监管。
基督信仰本身的价值，不是由政府或任何一个人界定或支配的。耶稣在世33年，从没有教人反抗罗马帝国，新约书信反而教导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尊敬君王。基督徒纵然被政府误解，也要继续爱国，须按照圣经的教导，对国家和社会做有益的事。这六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已发展成无墙的教会。教会的本质其实不在教堂，乃在生命，可存在于社会任何一个角落。
教会可助重整人民心灵
共产主义主张无神论，与宗教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但在现实上，这矛盾却不一定存在。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两个南辕北辙的个体一起存在，难以兼容；若当其中一方变质了，矛盾性便不再明显。六十年过去了，各个宗教并没有变质，共产主义也没有变，变的是当政者。当政者放下共产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再进行阶级斗争，改而推动和谐社会，而和谐正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换句话说，国家的和谐愿景跟基督信仰的价值互相吻合，基督教可助中国解决问题。
国家及基督徒如何使基督教帮助中国解决问题呢？首先，基督徒要继续一如以往般热爱国家。第二，要缔造条件和环境，让基督信仰跟中国文化有更多和更深的对话。第三，对话能加深了解，改变政府和民众对基督教是外来宗教的成见，使他们不再怀疑基督教是侵略及颠覆政府的个体。中共过去视资本主义为头号敌人，如今推行市场经济，资本家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伙伴，帮助中国建立了雄厚的硬实力。但中国人民的心灵素质仍有待提高，基督信仰可以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伙伴；基督徒的天国伦理和生活道德，可为人民进行心灵重整工程。教会从来没有把政府当作敌人，政府也无须对基督徒存猜疑的眼光，反而要将之视为本土的一分子，是国家发展的伙伴，两者联袂为廿一世纪中华文明开创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