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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日前突然宣布，提前在明年8月底退休。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发布后，社会随即十分关注其继任人是否也能保持香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固然是维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但基督徒更要关注的，是法官对道德标准的观念。李国能的继任人或其他法官若在道德标准上存自由放纵的观念，他们的裁决无疑会败坏香港的道德风气。
“肛交案”前车可鉴
最鲜明的例子是2005年8月24日的“肛交案”裁决。一名男同性恋者于2004年入禀法院，指刑事罪行条例第118条歧视同性恋者，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接受司法复核申请，但后来律政司司长认为该同性恋者没有足够资格提出司法复核，不能直接挑战有关条例是否违宪，遂向法庭提出要求撤销司法复核申请，但法庭仍受理申请，最后夏正民法官判有关法例违反《基本法》及《人权法》，有歧视成份，裁定该同性恋者胜诉，并且降低肛交的合法年龄。
这案例的结果，关键系于法官的道德观念。这里姑且不谈他受理此案司法复核的正当性，从他判定刑事罪行条例第118条是歧视同性恋者这一点，就看出他的道德取向。第一，他认为《基本法》及《人权法》可应用于维护同性恋者的性交权利，因而可以凌驾刑事罪行条例第118条。第二，他接纳男同性恋者的肛交行为乃正常性交的一种；若禁止肛交便属歧视。第三，他接纳人体器官功能错用为正常；肛门原是大便的出口，不是用来性交的，但同性恋者错用这器官，而法官又接受这有违生理结构的动作为正常。第四，法官漠视肛交所带来的健康问题（请参阅本报上期第14页特稿文章“MSM属超高危一族”）。“肛交案”裁决后，政府随即上诉，但上诉庭于2006年驳回政府的上诉。政府再上诉至终审法院，结果也是败诉。
司法干预立法后患无穷
“肛交案”最终获胜是开了个不良的先例，就是法官透过解释《基本法》及《人权法》减低了法例的应用范围。立法会没有降低肛交合法年龄，但法官的判决令有关法例以涉及歧视男同性恋者为由，削弱了法例的约束力。“肛交案”上诉至终审法院都败诉，固然突显了香港的司法独立，但也开了司法干预立法的先例，带来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这种情形在美国已经出现。美国麻萨诸塞州是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分。取得合法地位，不是由于州议会投票通过，或选民公投通过，乃是法官裁决的结果。加州的最高法院去年也曾裁决批准同性“婚姻”，但几个月后选民公投通过维持婚姻是属于一男一女的结合，才推翻了法院的裁决。本报“世界了望”版的新闻多有报道外国同性恋运动，目的是促使香港基督徒提高警觉，提防同性恋运动把在西方国家推行的策略搬到香港。
基督徒要留心司法防线
香港的同性恋运动份子会傚法西方同路人的做法，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途径，将性解放的议题逐一合法化。在立法方面，市民可透过游说议员或影响投票结果而左右法例的制订；但在司法方面，法官不是民选的，市民无从游说法官；香港也没有公投，市民不能用选票扭转逆势。
因此，我们十分关注首席终审法官的继任人选。李国能在公布提早退休时，当众引用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3:1）。我们推测他是基督徒，但其基督徒身份也不能保证什么；“肛交案”上诉至终审法院，他和其他常任法官也判政府败诉。作为法官，判案是根据理据，而非个人主观的喜好。一件案件最重要是控辩双方的理据陈述，越强的理据越有说服力，胜诉的机会便越大。所以，我们固然期望继任人选不会是自由放纵派的法官，但最重要的是基督徒要有好的律师团，在牵涉道德的法律议题上，能够提出有力的理据，争取胜诉的机会。
这次李国能法官宣布提早退休，让基督徒不只关心立法方面的防线，也要留心司法方面的防线。教会要切切为继任人选代祷，求主预备合适的人出任，也要为各级法院祷告，阻截任何司法干预立法的霸权情况出现。香港的道德文化战或会涉及法律，逆性行为一旦合法化，下一代便陷入道德沦亡的环境中，社会便会发生更多悲剧。教会要有防微杜渐的守望心态，切勿等到事情坏透、无可逆转时才作出反应。教会有属灵责任，也有公民责任，需要动员起来，守护香港，积极实践“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经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