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民主游行”于6月28日举行，游行的诉求夹杂了家庭及政治两方面的议题。在家庭方面，游行人士要求政府制定家庭政策、全面资助学前教育、设立家暴法庭、设立男士侍产假及合理工时。政治方面是争取全面普选。这个游行由“家庭发展网络”发起，内容跟家庭有关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又争取全面普选，就令人摸不清哪一个是重心，焦点便模糊起来。既然游行选择在“七一游行”之前三天举行，表示该游行与“七一游行”有不同的诉求，主办者应该将家庭与民主的诉求分开，将民主诉求集中在7月1日提出，把6月28日的游行聚焦在家庭方面的议题。
两者扯上只怕削弱力量
家庭基本上是个道德议题，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以为著共同的家庭道德议题走在一起，但将家庭与民主及普选扯在一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就会有所回避，结果产生分化作用，削弱了团结的力量。某人若热心维护家庭及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但对普选有不同意见，他/她是否应该参与“爱家民主游行”呢？家庭与民主及普选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议题，就算政治立场相同，也不想将两者混为一谈。“家庭发展网络”为什么不将焦点集中于家庭方面的诉求？究竟它是关心家庭，还是关心普选的组织呢？
维护家庭是一场艰苦的战役，需要团结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努力。在这次游行中，一批同志组织的成员混杂在游行人士当中。他们载歌载舞，拉起彩虹旗，高举支持同性婚姻的标语，并喊出他们的口号。在今期《国度》杂夏季号的一篇文章中，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黄伟康博士指出，同性恋运动的积极份子通常会采取非理性及不客气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次同志们“加入”游行，确证了他们的出位作风。所有游行均须事先向警方申请，在获批后才可以举行。这次同志团体偷步，他们没有向警方提出申请，却抱持不同的主张“加入”游行，其实是骑劫了“家庭发展网络”，把别人的游行变成自己的游行。这等非理性举动都是蔑视别人，乘机制造事端，吸引传媒报道，譁众取宠，达到曝光及打压别人的目的。
维护家庭的组织所面对的对手，作风就是如此卑劣。对方出招不理性，我们有时真的防不胜防，难以接招。有了这样的对手，又知道他们要争取同性婚姻，我们就更需要团结一致，避免分化。政治具有分化性，如果“家庭发展网络”在家庭以外再加上政治议题，可能令网络的联系功能大大削弱，无力号召天下对抗破坏家庭的恶势力。
没有分化的本钱
虽然许多香港人仍然拥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但由于香港社会没有公投，所以社会大众无法透过投票去维护传统价值。社会立法是由议员代表公民去执行的，而一般议员都在某些政治及道德议题上采取无棱两可的立场。赞成同性恋议题的候选人不会公开其立场。他们往往转移焦点，导引大众关注他/她主张的经济及民生议题，以争取选民的认同。选民会因认同候选人关于经济及民生的政纲而投他/她一票，及至他/她当选后，才在道德议题上表明支持同性恋运动，推动破坏家庭的立法，将香港社会推入支离破碎的险境。这不是危言耸听，美国社会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对于同性婚姻，有机会公投的州份，公民都藉投票予以否决；但在一些没有就同性婚姻进行公投的州份，同性恋运动积极份子就游说州议员立法通过同性婚姻，然后再由议员动议及通过一连串法案，强制学生接受同性恋教育的洗脑，以及立法加快逆向歧视（如仇恨罪），打压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声音。本报广泛报道外国同性恋运动的新闻，目的是提醒香港教会和社会要提高警觉，避免步西方国家的后尘。
香港同性恋运动积极份子一向团结，在政治及文化战线上有策略地推广他们的主张，而教会及社会普遍对传统婚姻及家庭制度正遭到破坏，缺乏危机感，仍是散沙一盘。我们肯定民主与普选，但此刻更需要是结合力量去教育社会大众，及封杀对方在法律上的进路。若我们不团结，对方会在传媒界、文化界及议会里占尽优势，容易主导社会议题，支配民意。“家庭发展网络”的成立正是团结的起步，我们喜见该网络坐言起行，唯愿在维护传统婚姻和家庭的目标上，能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