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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文学研究者吴美筠，应香港基督徒学术论坛之邀请，10月25日于圣安德烈基督中心主讲“基督教与文学”。
文/图︰澍雯
从创造论看文学本质
吴美筠本身是诗人，在讲座开始时，首先表明当日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谈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两者到底存有什么关系。她认为，当思考文学的本质时，不能避免思考信仰，因为文学的出现必然先经过创作过程，故此不能不论及上帝的创造特质。在这方面她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第一，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真正的文学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跟文学的陌生化特质互相呼应。文学家是用违反日常语言成规的策略，帮助读者跳出僵化的思考。作品之所以带来震撼和不安，就是源于文学的陌生化。第二，人类的创作行为是阅读上帝的作为，从观察世界到内化的过程，最后转化成文学作品；有人说，上帝用大语言创造世界，人类则用小语言创作文学。第三，神用话语创造，人类的创作是将意念变成语言，所以文学是体验上帝属性的途径。她引述海德格的主张，将文学的真正意义提升到生命的意义，伟大的文学家是要揭示世界的意义，展示无限的神圣。
文学的价值
她说，最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文学吗？她认为文学的价值是无用之大用，存在已是价值，不能用功利的心态量度文学的存在价值，“如果要求文学彰显真理，这只会谋杀真理。”她解释道，文学不等同神，伟大文学家不过是竭力呈现追求真理的决心，以及追求意义的过程，但文学不是单单用来彰显真理。
为何基督徒看重文学的功能一面呢？她相信这观念是受到中国传统崇尚文以载道的影响，以致过份强调文学的功能，但这只会摧毁文学的发展。“文学是超功能的，不是以功能或效能定其存在价值。在鉴赏文学时，要求文学一定有功能，这会摧毁文学。”她接着用神造人比喻作家创作文学，两者有点近似，都是超功能的，意思是说，神造人，人是好的，是本然的好，不是人要做什么，才是好的，不是有条件的好。可惜基督徒过份追求文学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忽略了艺术性，以致不重视文学创作。
基督教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吴美筠称，中国传统文学完全没有将基督教视为其文化养份，这有异与佛教，文学与佛教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直到五四运动，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才出现重大改变。梁家麟称，1906至1920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教会栽培了许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林语堂和郁达夫。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很多借用基督教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周作人用圣经学英文，在燕京大学教学时，也规定学生读传道书和路得记，他主张用容纳科学的一神教文化影响野蛮的多神教文化。五四运动另一代表人物陈独秀，我们大多以为他是反基督教的，其实他将教义和教会分离，提出将耶稣的牺牲、宽恕和爱当为人格的尊崇，以补足中国缺乏的美的情感的表达。
另外她指出，白话文圣经翻译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官话和合本》是第一本白话文圣经，1890年开始着手翻译，1919年4月完成印刷，同年5月4日才发生五四运动，因此白话文圣经版本比白话文运动更早。许多五四运动文学家也说，白话文圣经应看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官话和合本》对现代汉语有重大影响，至于圣经翻译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则尚待研究。
许多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学家在创作中用了圣经的素材，比如鲁迅的小说作品〈复活〉，或是用了圣经的词语，如罪、复活和救赎，这是五四运动后才出现的现象。他们大多不是基督徒，却促使基督教通过非传教渠道本土化，借用圣经的词语和故事表达人文思想。从这时期起，中国小说开始摆脱以往的教晦教化味道，多了描绘内心的挣扎，以及出现悔罪的意识。
基督教文学的定义
基督教文学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是圣经文学，或是出自基督徒手笔的文学，或是所有包含基督教信仰的文学。吴美均引述梁锡华教授的主张，反对把宗教帽子扣在文学上，对基督教文学的界定，他提出一些疑问，如果作者是基督徒，但在作品里没有宣扬基督教，也是基督教文学吗？如果作品有基督教内容，但作者不是基督徒，又如何？基督教内容的篇幅不够多，还算为基督教文学吗？吴美筠说，基督教文学的概念难以有一致的观点，她个人认为，以宗教标举文学类型只会限制文学与基督教的连系，容易陷入纯粹讲述有基督教教义的文学框框，而非寻找文学里的基督教视野。
提升基督教文学水平
讲座上有人问道，如何在教会促进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吴美筠回应说，她不会要求信徒的见证文章写得有文学水平，文字作品与文学不同，但她会帮助牧师提升文学水平，所以多年来一直坚持在神学院教中文。她的策略是着眼于香港整体文学气氛，大环境改变了，小环境就会跟着改变，教会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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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美筠现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附属学院讲师及播道神学院客席讲师，诗集《我们是那么接近》获第一届香港中文文学书奖新诗组推荐奖，另有诗集《第四个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