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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兼文學研究者吳美筠，應香港基督徒學術論壇之邀請，10月25日於聖安德烈基督中心主講「基督教與文學」。
文/圖︰澍雯
從創造論看文學本質
吳美筠本身是詩人，在講座開始時，首先表明當日以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談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學，兩者到底存有甚麼關係。她認為，當思考文學的本質時，不能避免思考信仰，因為文學的出現必然先經過創作過程，故此不能不論及上帝的創造特質。在這方面她提出三個值得注意的要點，第一，上帝的創造是從無到有，真正的文學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這跟文學的陌生化特質互相呼應。文學家是用違反日常語言成規的策略，幫助讀者跳出僵化的思考。作品之所以帶來震撼和不安，就是源於文學的陌生化。第二，人類的創作行為是閱讀上帝的作為，從觀察世界到內化的過程，最後轉化成文學作品；有人說，上帝用大語言創造世界，人類則用小語言創作文學。第三，神用話語創造，人類的創作是將意念變成語言，所以文學是體驗上帝屬性的途徑。她引述海德格的主張，將文學的真正意義提升到生命的意義，偉大的文學家是要揭示世界的意義，展示無限的神聖。
文學的價值
她說，最怕回答的一個問題是，我們需要文學嗎？她認為文學的價值是無用之大用，存在已是價值，不能用功利的心態量度文學的存在價值，「如果要求文學彰顯真理，這只會謀殺真理。」她解釋道，文學不等同神，偉大文學家不過是竭力呈現追求真理的決心，以及追求意義的過程，但文學不是單單用來彰顯真理。
為何基督徒看重文學的功能一面呢？她相信這觀念是受到中國傳統崇尚文以載道的影響，以致過份強調文學的功能，但這只會摧毀文學的發展。「文學是超功能的，不是以功能或效能定其存在價值。在鑒賞文學時，要求文學一定有功能，這會摧毀文學。」她接著用神造人比喻作家創作文學，兩者有點近似，都是超功能的，意思是說，神造人，人是好的，是本然的好，不是人要做甚麼，才是好的，不是有條件的好。可惜基督徒過份追求文學的功能性和實用性，忽略了藝術性，以致不重視文學創作。
基督教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吳美筠稱，中國傳統文學完全沒有將基督教視為其文化養份，這有異與佛教，文學與佛教在歷史上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直到五四運動，中國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才出現重大改變。梁家麟稱，1906至1920年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期，教會栽培了許多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如林語堂和郁達夫。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很多借用基督教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周作人用聖經學英文，在燕京大學教學時，也規定學生讀傳道書和路得記，他主張用容納科學的一神教文化影響野蠻的多神教文化。五四運動另一代表人物陳獨秀，我們大多以為他是反基督教的，其實他將教義和教會分離，提出將耶穌的犧牲、寬恕和愛當為人格的尊崇，以補足中國缺乏的美的情感的表達。
另外她指出，白話文聖經翻譯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官話和合本》是第一本白話文聖經，1890年開始著手翻譯，1919年4月完成印刷，同年5月4日才發生五四運動，因此白話文聖經版本比白話文運動更早。許多五四運動文學家也說，白話文聖經應看為白話文運動的先鋒。《官話和合本》對現代漢語有重大影響，至於聖經翻譯對現代文學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則尚待研究。
許多受基督教影響的文學家在創作中用了聖經的素材，比如魯迅的小說作品〈復活〉，或是用了聖經的詞語，如罪、復活和救贖，這是五四運動後才出現的現象。他們大多不是基督徒，卻促使基督教通過非傳教渠道本土化，借用聖經的詞語和故事表達人文思想。從這時期起，中國小說開始擺脫以往的教晦教化味道，多了描繪內心的掙扎，以及出現悔罪的意識。
基督教文學的定義
基督教文學是甚麼？有些人認為是聖經文學，或是出自基督徒手筆的文學，或是所有包含基督教信仰的文學。吳美均引述梁錫華教授的主張，反對把宗教帽子扣在文學上，對基督教文學的界定，他提出一些疑問，如果作者是基督徒，但在作品裡沒有宣揚基督教，也是基督教文學嗎？如果作品有基督教內容，但作者不是基督徒，又如何？基督教內容的篇幅不夠多，還算為基督教文學嗎？吳美筠說，基督教文學的概念難以有一致的觀點，她個人認為，以宗教標舉文學類型只會限制文學與基督教的連繫，容易陷入純粹講述有基督教教義的文學框框，而非尋找文學裡的基督教視野。
提升基督教文學水平
講座上有人問道，如何在教會促進基督教文學的發展。吳美筠回應說，她不會要求信徒的見證文章寫得有文學水平，文字作品與文學不同，但她會幫助牧師提升文學水平，所以多年來一直堅持在神學院教中文。她的策略是著眼於香港整體文學氣氛，大環境改變了，小環境就會跟著改變，教會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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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筠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附屬學院講師及播道神學院客席講師，詩集《我們是那麼接近》獲第一屆香港中文文學書獎新詩組推薦獎，另有詩集《第四個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