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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健全，有工作能力，又有家人，新移民不像其他弱势群体般获得社会的极大关注。他们像石缝中的野草，只想找到一处生根的地土。异乡人的哀歌因声音太微弱，最终淹没在城市的喧闹声中。直到有家庭惨剧发生，新移民问题才突然成为城中焦点。但在高谈阔论之后，这城市再度把他们遗留在进退两难的局面中，茫然不知方向。
不能回家的女人
房间只有三四十平方尺，一张双层床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四处放满杂物，行走的地方只有四块地砖的面积。床头茶几上有一堆成药，地上有电饭煲，近房门口之处有一个坏了的冰箱，上面放了一个电水煲，有两种功用，一是烧水来喝，二是烧水洗澡，浴室没有安装电热水炉。
只有一扇开向走廊的小窗，只有一盏细小的灯，但罗润明不介意在微弱灯光下生活，因为每个晚上她都不在家。她在酒吧当清洁工人，黄昏上班，到了翌日早上六时才回到家休息。睡醒了，煮饭给自己吃，然后出外四处走走“兜圈”，回来再睡一阵子，又再上班去。六十一岁了，只求有栖身之处，即使每天要忍受关节炎的痛楚爬上五层楼，钻入一个昏暗的窝居里，也觉得生活很不错了。
七十年代，罗润明的丈夫偷渡来香港，她则跟子女待在内地，到二○○二年才移民来港与丈夫团聚。“那时候，人家跟我说香港的福利很好，为什么不去呢？我才决定申请来港。”来了，才知道丈夫在内地有了另一个女人，还生了一个女儿，不但如此，丈夫更好赌成性，又不给钱养家，若是几天不回家，她就没有东西可吃。“有些日子，家里只有米和米粉可煮来吃，没有菜和肉。有一次，他跟女儿吵架后，把米收藏起来，幸好我找到米粉。他回来发现我把米粉煮来吃，就大声骂我，还要我赔钱给他。”
进退两难是她描述当时的彷徨。她初来香港，住在深水埠，没钱，没朋友，每天在通州街公园呆坐打发时间，不知道何去何从。回去，很难向亲友交待，毕竟丈夫有外遇是丢脸的事；留下来，但如何生活呢？就在茫然不知方向之时，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位姊妹，是教会的人，跟她说有人可以帮她找工作。但她不敢去，听人说香港有邪教。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于是打电话给那个朋友，二人就去了新福事工协会。
新福帮她找到清洁工作，以后就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不久，丈夫因一些小事痛骂她，叫她搬走。她听了一个同事的意见，有一日把自己所有东西放进黑色垃圾袋里，留下锁匙和字条就一走了之。
儿女和孙儿全在家乡，她每星期放假一天，就回去与家人共聚天伦之乐，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刻。但她怎也不愿回去定居，怕丈夫的羞事给别人知道。会离婚吗？她说︰“不会。等他死了，我才回去。”
有一次新福的同工来探访她，问她愿意相信耶稣吗？她就决了志。在新福的黄姑娘眼中，她是很懂得感恩的人，不求大富大贵，别人给她一点米粮，就高兴得说不出话来。“饿了，有人给我饭，渴了，有人给我水，有咸鱼青菜，我就很开心了。”
她身体不好，日夜颠倒的生活对健康不利，可是她说没办法，日间的清洁工作月薪只有三千多元，租金也要给一千元，晚间工作可挣多点钱。
可会向神祈求什么呢？她回答说︰“保佑家人平安和健康。”自己呢？“也是平安和健康。”可想过求神给她一份薪金较好的日间工作吗？她立时摇头说︰“怎会有这种工作？没可能的。”对她来说，这种祈求简直是超出所想所求，或许是一个神迹，但她没想过那不过是合理的工资。
服侍新移民的挑战
现时每日来港新移民名额有150人，十年就增加50万名新移民，将来香港可能有四分之一人口是新移民。教会要进入社区，无可避免地会面对服侍新移民的挑战。
新福事工协会自1997年起开始服侍新移民，现今与超过二十多个教会结成合作伙伴。总干事梁友东牧师表示︰“在1997年后，政府改变政策，缩减新移民一站式服务，将服务转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提供。来港未满七年的人，不能享有福利，贫困家庭因而未必得到适切的关注，新福就是在这夹缝中服侍他们。政府不提供福利，是想他们做工，但由于政府的托儿服务不足够，双亲外出工作，就疏忽照顾家中子女，结果衍生更多儿童和青少年问题。中港婚姻持续带来社会问题，最近有新闻报道，每两对中港婚姻，就有一对以离婚收场，社会福利却未能照顾那些孤儿寡妇。有些妇女为了照顾子女，即使丈夫待她不好，也要死忍下去，因为一旦离婚，就会失去申请居港权的资格，香港有很多这类隐藏的家庭暴力问题。”
支持十二月廿九日卖旗筹款
新福事工协会十二月廿九日在全港卖旗筹款，去年成绩不理想，明年会暂停一年。如果今次成绩再次不理想，也会失去2009年卖旗筹款的机会。今年筹款目标是多少？梁牧师说︰“一百万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