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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健全，有工作能力，又有家人，新移民不像其他弱勢群體般獲得社會的極大關注。他們像石縫中的野草，只想找到一處生根的地土。異鄉人的哀歌因聲音太微弱，最終淹沒在城市的喧鬧聲中。直到有家庭慘劇發生，新移民問題才突然成為城中焦點。但在高談闊論之後，這城市再度把他們遺留在進退兩難的局面中，茫然不知方向。
不能回家的女人
房間只有三四十平方尺，一張雙層床佔了三分之二的空間，四處放滿雜物，行走的地方只有四塊地磚的面積。床頭茶几上有一堆成藥，地上有電飯煲，近房門口之處有一個壞了的冰箱，上面放了一個電水煲，有兩種功用，一是燒水來喝，二是燒水洗澡，浴室沒有安裝電熱水爐。
只有一扇開向走廊的小窗，只有一盞細小的燈，但羅潤明不介意在微弱燈光下生活，因為每個晚上她都不在家。她在酒吧當清潔工人，黃昏上班，到了翌日早上六時才回到家休息。睡醒了，煮飯給自己吃，然後出外四處走走「兜圈」，回來再睡一陣子，又再上班去。六十一歲了，只求有棲身之處，即使每天要忍受關節炎的痛楚爬上五層樓，鑽入一個昏暗的窩居裡，也覺得生活很不錯了。
七十年代，羅潤明的丈夫偷渡來香港，她則跟子女待在內地，到二○○二年才移民來港與丈夫團聚。「那時候，人家跟我說香港的福利很好，為甚麼不去呢？我才決定申請來港。」來了，才知道丈夫在內地有了另一個女人，還生了一個女兒，不但如此，丈夫更好賭成性，又不給錢養家，若是幾天不回家，她就沒有東西可吃。「有些日子，家裡只有米和米粉可煮來吃，沒有菜和肉。有一次，他跟女兒吵架後，把米收藏起來，幸好我找到米粉。他回來發現我把米粉煮來吃，就大聲罵我，還要我賠錢給他。」
進退兩難是她描述當時的彷徨。她初來香港，住在深水埠，沒錢，沒朋友，每天在通州街公園呆坐打發時間，不知道何去何從。回去，很難向親友交待，畢竟丈夫有外遇是丟臉的事；留下來，但如何生活呢？就在茫然不知方向之時，在公園裡認識了一位姊妹，是教會的人，跟她說有人可以幫她找工作。但她不敢去，聽人說香港有邪教。後來，實在沒辦法了，於是打電話給那個朋友，二人就去了新福事工協會。
新福幫她找到清潔工作，以後就靠自己雙手養活自己。不久，丈夫因一些小事痛罵她，叫她搬走。她聽了一個同事的意見，有一日把自己所有東西放進黑色垃圾袋裡，留下鎖匙和字條就一走了之。
兒女和孫兒全在家鄉，她每星期放假一天，就回去與家人共聚天倫之樂，這是她最快樂的時刻。但她怎也不願回去定居，怕丈夫的羞事給別人知道。會離婚嗎？她說︰「不會。等他死了，我才回去。」
有一次新福的同工來探訪她，問她願意相信耶穌嗎？她就決了志。在新福的黃姑娘眼中，她是很懂得感恩的人，不求大富大貴，別人給她一點米糧，就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餓了，有人給我飯，渴了，有人給我水，有鹹魚青菜，我就很開心了。」
她身體不好，日夜顛倒的生活對健康不利，可是她說沒辦法，日間的清潔工作月薪只有三千多元，租金也要給一千元，晚間工作可掙多點錢。
可會向神祈求甚麼呢？她回答說︰「保佑家人平安和健康。」自己呢？「也是平安和健康。」可想過求神給她一份薪金較好的日間工作嗎？她立時搖頭說︰「怎會有這種工作？沒可能的。」對她來說，這種祈求簡直是超出所想所求，或許是一個神跡，但她沒想過那不過是合理的工資。
服侍新移民的挑戰
現時每日來港新移民名額有150人，十年就增加50萬名新移民，將來香港可能有四分之一人口是新移民。教會要進入社區，無可避免地會面對服侍新移民的挑戰。
新福事工協會自1997年起開始服侍新移民，現今與超過二十多個教會結成合作夥伴。總幹事梁友東牧師表示︰「在1997年後，政府改變政策，縮減新移民一站式服務，將服務轉由綜閤家庭服務中心提供。來港未滿七年的人，不能享有福利，貧困家庭因而未必得到適切的關注，新福就是在這夾縫中服侍他們。政府不提供福利，是想他們做工，但由於政府的托兒服務不足夠，雙親外出工作，就疏忽照顧家中子女，結果衍生更多兒童和青少年問題。中港婚姻持續帶來社會問題，最近有新聞報道，每兩對中港婚姻，就有一對以離婚收場，社會福利卻未能照顧那些孤兒寡婦。有些婦女為了照顧子女，即使丈夫待她不好，也要死忍下去，因為一旦離婚，就會失去申請居港權的資格，香港有很多這類隱藏的家庭暴力問題。」
支持十二月廿九日賣旗籌款
新福事工協會十二月廿九日在全港賣旗籌款，去年成績不理想，明年會暫停一年。如果今次成績再次不理想，也會失去2009年賣旗籌款的機會。今年籌款目標是多少？梁牧師說︰「一百萬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