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的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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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基督教刊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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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濠光
“五四运动”掀反帝风潮
圣经《国语和合译本》于1919年面世，那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掀起反帝国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日本先后向德国宣战，日本在山东胶州湾打败德国。在战争结束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列强竟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至北京，学生罢课及上街示威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引起全国学生和工人向应，加入罢课罢工行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结果中国代表拒在和约上签名，而反帝气氛一直在国内蔓延。由于基督教是挟不平等条约而来，因而被一般大众甚至知识分子视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导致一连串攻击。
“新文化运动”挑战宗教
反基督教运动的背景除了“五四运动”之外，也跟稍为早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有关。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当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他抬出“尊孔复古”口号，作为其帝制的文化基础，此举冲击了知识分子。同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改成《新青年》），大力宣扬“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并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思想的文章，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纷纷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如鲁迅、吴稚晖、李大钊、胡适等。这些人普遍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宣阵地，陈独秀也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胡适代表温和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实用主义，引进达尔文、杜威、罗素、赫胥黎的学说。于是文化界兴起了唯物科学主义和实证俗世主义，两者都是去神化、去基督教化的新文化，而基地就是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
反教同盟冲击教会
当中国弥漫着反帝、反侵略、反宗教迷信的氛围，北京清华大学于1922年四月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而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名义，通电全国，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大会，宣称宗教是一种过时的概念，校长蔡元培支持以美学取代宗教信仰。上海和北京的学生分别在三月发表了宣言。
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说︰“我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为拥护人们幸福而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现在把我们底真态度宣布给人们看。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要养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简单说一句，目的即在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说︰“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我们组织非宗教大同盟，实属忍无可忍。同盟宗旨，仅非宗教，不牵涉一切党派，亦丝毫无他作用，尤无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扫除宗教之毒害者，即为非宗教大同盟之同志。特此宣言，普告天下。”
青年会首当其冲
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中，点名提到基督教青年会。青年会于1895年在中国成立，廿五年间在全国卅一个主要城市皆有市会，共有四万多会员，而在基督教大、中学建立校会，会员也近二万人。青年会的工作，除主办课程外，主要替青年提供各项球类和游泳运动，并举办演讲会和查经班。1920年参加查经班的人数达二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二千多人在当年信主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筹备，全得青年会的支援，两者关系密切，而青年会的吴耀宗也是当年北京地区的干事之一，有份协助筹备。当非基督教运动全面发动，许多攻击是冲著青年会而来，以致在1922年至1927年间，青年会的事工由极盛变为没落。
非基运动的兴衰
非基督教运动历时六年，第一阶段于1922年爆发，主要是文字上的攻讦，不同于义和团的暴力，经过几个月后便静下来。第二阶段由1924年开始，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群众示威抗议基督教，骚扰教会。第三阶段是由于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各界罢工、罢市、罢课，排外情绪高涨，不少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反基督教转趋暴力化，并指教会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要求收回教育权。非基督教运动的结束在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始清党，扫除共党份子，压制社会运动。共产党大受挫折后，便无法在幕后导引非基督教运动，再加上蒋介石在宋美龄带引下信了主，于1929年受洗，反教风潮便沉寂下来。
中国教会走向本色化
1907年是基督教来华一百周年，当时的西教士人数达3,383人，到1922年达8,300人。经过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人数降至3,150人。非基督教运动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挫折，但却加速了中国教会的三自和本色化。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都是靠西教士的努力，所以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同的宗派教会。早在十九世纪末，已有西教士提出华人教会要自治及自养，及后也有华人信徒建立了无外国色彩的教会，如真耶稣教会、聚会所、耶稣家庭等。许多宗派教会亦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相互合并成新的教会，并冠以“中华”二字，如中华基督教会、中国基督圣教长老会、中华圣公会、中华信义会等。机构方面，也成立了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办会，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自传方面，石美玉和胡遵理于1925年创办了伯特利布道团，成员还有计志文和宋尚节，他们的足迹走遍全国。
历史一脉相传
认识了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及中国教会“三自”的起源，就容易明白1949年共产党执政之后对基督教的政策，以及内地教会“三自”的历史渊源。换句话，要了解共产党对基督教的心态及手段，必须要追溯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