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都思（左）与他的中文老师（右），中为马来人 |
 麦都思出版的刊物 |
 麦都思的著作，影响了日后的戴德生 |
 穿福建唐装的郭实腊 |
 美国首位来华宣教士裨治文 |
 理雅各（左）和他的学生 |
 在上环歌赋街的“理雅各博士纪念牌匾”，该处为他设立的中央书院原址 |
 香港发行的理雅各纪念信封及邮票 |
黄濠光
继马礼逊之后，许多欧美宣教士相继来华，本文介绍其中四位在鸦片战争前后对中国颇有影响的宣教士。
麦都思︰影响了洪秀全和戴德生
继马礼逊和米怜之后，第三位来华的英国宣教士是麦都思（Walter Medhurst）。他本来是学印刷的，到伦敦传道会应征去马六甲，于1816年抵步后成为米怜的助手。他学习语文的能力非常强，马来语十分流利，也学晓中文，并于1819年按牧。他初时走遍南洋很多地方，及至马礼逊去世后，他去广州安慰信徒。1843年，他去香港参加伦敦传道会的会议，议决由他和郭实腊、裨治文及马儒翰合作翻译圣经。同年，他搬去上海住，于1846年设立了墨海书馆。该四人小组翻译的圣经于1847年完成，文体是深文理，后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所采用。麦都思也编纂了汉英辞典和英汉辞典。1856年，他因健康问题从上海返回伦敦，翌年一月廿二日抵步，两天后病逝，享年61岁。他关于中国的著作影响日后的戴德生。
郭实腊︰穿唐装的宣教士
郭实腊（Karl Gutzlaff，另译郭士立）是德国人，于1826年由荷兰传道会差到印尼，他就在爪哇学习中文。他在印尼强烈领受去中国的呼召，以致他寻求华人家庭收留他，教他中国方言，他也依从华人的衣着与饮食。他后来脱离差会，去过新加坡和曼谷，后到达澳门和香港。在1831至1833年间，他从澳门乘鸦片走私船去中国沿岸三次，途中除担任翻译外，也分发马礼逊给他的福音单张和药物。传福音和贩卖鸦片就这样不幸地扯上关系，加上他后来替英国政府服务，令宣教披上帝国主义的面纱。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担任英军翻译及情报官员，他也先后被英国委任为定海、宁波和镇江占领地的民政官。在南京条约谈判时，他是英方传译之一。
南京条约令清廷开放五口通商，宣教士可进入五个城市，但仍不能进入内地农村。郭实腊于是在1844年设立学校，训练本土宣教士，由华人将福音带去外国宣教士不能到的地方。他差派三百华人宣教士出去，他们回来说有数以千计的华人信了主，后来才发觉是虚报。在这些华人宣教士中，有的是真实信徒，但也有些是假作悔改的瘾君子，不只没有到过要去的地方，并且弄虚作假，将郭实腊提供的圣经转卖给印刷厂，印刷厂再卖给郭实腊。郭实腊深受打击，于1851年在香港辞世。港岛上环的吉士笠街（在摆花街和威灵顿街之间），就是以他为名。
郭实腊看似失败告终，其实他也留下佳绩。他特别看重客家人的事工，日后许多德国宣教士就在广东东部建立了稳固的客家教会。当他住在澳门时，他收养盲眼孩童，后来送了四个盲眼女孩往英国进修。其中一名叫做Agnes，于1856年回到中国，在二十年间教育盲人，分享福音。她去世后，遗嘱规定其在上海的物业用来建立郭实腊医院。
裨治文︰支持圣经用“神”字
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宣教士，他于1830年到达中国。裨治文是一位学者，是首位美国的“中国专家”。在马礼逊鼓励下，他于1832年创办英文的《中国丛报》（The China Repository），向西方人士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他担任主编十五年，出版多篇文章批评鸦片贸易。他也于翌年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中国境内出版最早的中文杂志，刊登了大量文章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他也于1838年有份组成“在华医药传道会”，为全世界第一个医药传道会。
鸦片战争后，裨治文在澳门协助美国公使顾圣(Caleb Cushing)，翻译与中国政府订立的望厦条约，规定禁止鸦片贸易，予美最惠国待遇等，近于平等条约，当中有不少裨治文的影响。他后来到香港参与翻译圣经，期间由于翻译而产生了严重分歧。裨治文主张用“神”字，获美国宣教士支持，而伦敦传道会主张用“上帝”。
裨治文一直单身，直至1845年他44岁时才和Eliza Jane Gillett宣教士结婚，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孩，两年后移居上海，裨治文师母开设第一间基督教女子学校。裨治文在上海专心翻译圣经，于1861年逝世后才出版。裨治文师母在丈夫死后迁居北京，在那里开设另一间女子学校。她后来因病迁回上海，再开多一间女子学校，于1871年离世，与丈夫一起葬在上海。
理雅各︰支持圣经“上帝”版
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苏格兰人，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前来中国，同船有米怜的儿子。他先在马六甲三年，负责英华书院。他后来随英华书院迁往香港，住了差不多三十年。理雅各可以说是香港早期教育改革的创建者，将杂乱无章的教育制度改变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教育。现今在上环歌赋街有“理雅各博士纪念牌匾”。
理雅各在帮助宣教女及西方人士认识及欣赏中国文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翻译了许多中国古籍及文学为英文，也执笔介绍孔孟思想及中国的宗教，其中将道教译为Taoism是出自他的手笔。由于他认识道教，所以他十分坚持圣经用“上帝”版。在他回英前，他和几位宣教士到北京天坛，那里是中国皇帝祭祀上帝的地方。当步上台阶时，他和宣教士们把鞋脱去以表敬意，一起围圈牵手高唱《三一颂》。他这个举动颇有争议性，但他对汉学十分有心得，曾研究汉字里的圣经意义。
他曾任香港佑宁堂牧师，于1873年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于1897年离世。在他一生，他目睹中国信徒由一人增至八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