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都思（左）與他的中文老師（右），中為馬來人 |
 麥都思出版的刊物 |
 麥都思的著作，影響了日後的戴德生 |
 穿福建唐裝的郭實臘 |
 美國首位來華宣教士裨治文 |
 理雅各（左）和他的學生 |
 在上環歌賦街的「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該處為他設立的中央書院原址 |
 香港發行的理雅各紀念信封及郵票 |
黃濠光
繼馬禮遜之後，許多歐美宣教士相繼來華，本文介紹其中四位在鴉片戰爭前後對中國頗有影響的宣教士。
麥都思︰影響了洪秀全和戴德生
繼馬禮遜和米憐之後，第三位來華的英國宣教士是麥都思（Walter Medhurst）。他本來是學印刷的，到倫敦傳道會應徵去馬六甲，於1816年抵步後成為米憐的助手。他學習語文的能力非常強，馬來語十分流利，也學曉中文，並於1819年按牧。他初時走遍南洋很多地方，及至馬禮遜去世後，他去廣州安慰信徒。1843年，他去香港參加倫敦傳道會的會議，議決由他和郭實臘、裨治文及馬儒翰合作翻譯聖經。同年，他搬去上海住，於1846年設立了墨海書館。該四人小組翻譯的聖經於1847年完成，文體是深文理，後為太平天國洪秀全所採用。麥都思也編纂了漢英辭典和英漢辭典。1856年，他因健康問題從上海返回倫敦，翌年一月廿二日抵步，兩天後病逝，享年61歲。他關於中國的著作影響日後的戴德生。
郭實臘︰穿唐裝的宣教士
郭實臘（Karl Gutzlaff，另譯郭士立）是德國人，於1826年由荷蘭傳道會差到印尼，他就在爪哇學習中文。他在印尼強烈領受去中國的呼召，以致他尋求華人家庭收留他，教他中國方言，他也依從華人的衣著與飲食。他後來脫離差會，去過新加坡和曼谷，後到達澳門和香港。在1831至1833年間，他從澳門乘鴉片走私船去中國沿岸三次，途中除擔任翻譯外，也分發馬禮遜給他的福音單張和藥物。傳福音和販賣鴉片就這樣不幸地扯上關係，加上他後來替英國政府服務，令宣教披上帝國主義的面紗。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郭實臘擔任英軍翻譯及情報官員，他也先後被英國委任為定海、寧波和鎮江佔領地的民政官。在南京條約談判時，他是英方傳譯之一。
南京條約令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宣教士可進入五個城市，但仍不能進入內地農村。郭實臘於是在1844年設立學校，訓練本土宣教士，由華人將福音帶去外國宣教士不能到的地方。他差派三百華人宣教士出去，他們回來說有數以千計的華人信了主，後來才發覺是虛報。在這些華人宣教士中，有的是真實信徒，但也有些是假作悔改的癮君子，不只沒有到過要去的地方，並且弄虛作假，將郭實臘提供的聖經轉賣給印刷廠，印刷廠再賣給郭實臘。郭實臘深受打擊，於1851年在香港辭世。港島上環的吉士笠街（在擺花街和威靈頓街之間），就是以他為名。
郭實臘看似失敗告終，其實他也留下佳績。他特別看重客家人的事工，日後許多德國宣教士就在廣東東部建立了穩固的客家教會。當他住在澳門時，他收養盲眼孩童，後來送了四個盲眼女孩往英國進修。其中一名叫做Agnes，於1856年回到中國，在二十年間教育盲人，分享福音。她去世後，遺囑規定其在上海的物業用來建立郭實臘醫院。
裨治文︰支持聖經用「神」字
裨治文（Elijah Bridgman）是第一個來華的美國宣教士，他於1830年到達中國。裨治文是一位學者，是首位美國的「中國專家」。在馬禮遜鼓勵下，他於1832年創辦英文的《中國叢報》（The China Repository），向西方人士介紹中國歷史和文化。他擔任主編十五年，出版多篇文章批評鴉片貿易。他也於翌年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是中國境內出版最早的中文雜誌，刊登了大量文章介紹世界地理知識。他也於1838年有份組成「在華醫藥傳道會」，為全世界第一個醫藥傳道會。
鴉片戰爭後，裨治文在澳門協助美國公使顧聖(Caleb Cushing)，翻譯與中國政府訂立的望廈條約，規定禁止鴉片貿易，予美最惠國待遇等，近於平等條約，當中有不少裨治文的影響。他後來到香港參與翻譯聖經，期間由於翻譯而產生了嚴重分歧。裨治文主張用「神」字，獲美國宣教士支持，而倫敦傳道會主張用「上帝」。
裨治文一直單身，直至1845年他44歲時才和Eliza Jane Gillett宣教士結婚，領養了兩個中國女孩，兩年後移居上海，裨治文師母開設第一間基督教女子學校。裨治文在上海專心翻譯聖經，於1861年逝世後才出版。裨治文師母在丈夫死後遷居北京，在那裡開設另一間女子學校。她後來因病遷回上海，再開多一間女子學校，於1871年離世，與丈夫一起葬在上海。
理雅各︰支持聖經「上帝」版
理雅各（James Legge）是蘇格蘭人，他在鴉片戰爭期間前來中國，同船有米憐的兒子。他先在馬六甲三年，負責英華書院。他後來隨英華書院遷往香港，住了差不多三十年。理雅各可以說是香港早期教育改革的創建者，將雜亂無章的教育制度改變成政府主導的公共教育。現今在上環歌賦街有「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
理雅各在幫助宣教女及西方人士認識及欣賞中國文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翻譯了許多中國古籍及文學為英文，也執筆介紹孔孟思想及中國的宗教，其中將道教譯為Taoism是出自他的手筆。由於他認識道教，所以他十分堅持聖經用「上帝」版。在他回英前，他和幾位宣教士到北京天壇，那裡是中國皇帝祭祀上帝的地方。當步上台階時，他和宣教士們把鞋脫去以表敬意，一起圍圈牽手高唱《三一頌》。他這個舉動頗有爭議性，但他對漢學十分有心得，曾研究漢字裡的聖經意義。
他曾任香港佑寧堂牧師，於1873年回英國，擔任牛津大學首位漢學教授，於1897年離世。在他一生，他目睹中國信徒由一人增至八萬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