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yeh Spero拉比 |
文/Aryeh Spero拉比
译/陈澄邦
著名历史学家和研究伊斯兰的翘楚路易斯教授(Prof. Bernard Lewis)在近期接受访问中提出警告︰“穆斯林似势将接管欧洲。”讽刺的是，不论这接管是在十年后或三十年后发生，那并非因伊斯兰比欧洲有更多坦克或更强劲的飞弹，而是因在欧洲居住属少数的伊斯兰族群正要求把欧洲“伊斯兰化”，而无人似乎敢于拒绝他们。没有人在政治上定意向伊斯兰社群宣告，当地的日常生活和法令必须符合西方的模样，就是欧洲的传统。
低首下心 自贬身价
路易斯教授指出，欧洲本可免于失守，但由于他们“为保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以致对伊斯兰的各项要求屈服”。欧洲可悲地走向世俗化，对基督信仰不冷不热，跟穆斯林对信仰不变的热诚，实在无法相比。欧洲人已被迫相信，所有文化皆有均等的认可性，即使在自己的国家维护自己文化的优越地位，也会被视为无知落伍。
更奇怪的是，欧洲世俗化和政治正确的精英分子谈到远方地区时，就努力维护固有文化和宗教的优越地位，但对自身文化抱有同样的立场却视为傲慢自大。换言之，其他国家可保护其生活方式，西方文化则不必太执著，甚或否定其甚具历史性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欧洲人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且不惜任何代价去尊崇开放精神，导致其文化衰亡。
和平主义 衰落根源
欧洲文明的终结，并非因外来军事势力所致，乃是由于他们“放弃争取，无心恋战”，这在历史上是首次的。和平主义在欧洲影响深远，使他们不单拒绝在军事上，甚至是在言辞上与人交战。这不论是在法律、维护个人立场，或为争取保护西方文化上，甚至是一般的社交交谈。
众所周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贬抑国家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愈左倾，就愈推崇跨越国家主义思想。各地人民在这思想洗脑下，失去了人性对其自身的自豪，以及对国家的忠诚，甚至未能争取保护其文化和历史。
坚守传统 方为上策
对美国而言，这是很清晰的一课。我们需要强烈的爱国精神，真心相信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信仰，确信自身所传承的文化和文明对我们是最好的，亦是我们蒙福、成功和自由的真正源头。一旦失去这些深长久远的联系，那还有什么可争取的呢？
此外，我们亦须坚持自己历史性的精神素质，比穆斯林所索求的更为优越。欧洲和历史证明，若然未能坚守本身文化优越地位，或视之与其他文化同等，必会陷入“自愀甥自贬”。
尊伊斯兰 双重标准
“世故的”欧洲人受自贬影响，深远到一个地步，竟尊重和“认同”伊斯兰一些婚姻习俗，而这些习俗若欧洲人自己行出来，也会受到谴责。英国自己人倘若不当地刊载漫画或发表言论，彼此间也不会接受以狂乱纵火来生事。假若一名主教被某报章冒犯，英国人也不会赞成实施新闻审查。
不过，很多英国人却离奇地顺应伊斯兰的种种诉求，顺应到接受某些犯罪行为，但这些犯罪行为若由英国基督徒干的，他们就会谴责。换言之，“尊重”伊斯兰的“荣誉”重于英国的荣誉；伊斯兰习俗所受到的敬意，更多于西方习俗，而后者不时受到自身攻击和批评。批评只是留给西方，就是“坏透、声名狼藉、过时的西方文化”。
欧洲这样投降给伊斯兰，可追溯六十年代控制欧洲的左派自由主义。后现代的自由主义利用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夺去了欧洲当初强大和甚具价值的要素。若然欧洲的经验已证明这一点，美国必须引以为鉴，因那是足以致命的文化毒药。因此，我们不能容让左派精英人士在美国行他们在欧洲所行的，而这正是美国左派人士的企图，常以欧洲为师，要求“美国更像欧洲”。
恐惧作祟 姑息让步
有些欧洲人把伊斯兰的索求凌驾在自己身上，不是由于文化的自卑感，而是由于显而易见的恐惧。但不禁仍要问的是，欧洲居住的伊斯兰主义分子既无坦克或其他重型军事装备，那为何欧洲装备优良的警力不去制服那些正在威吓公众的伊斯兰帮派和教长？执法当局为何不去封锁造成人民如此恐惧的伊斯兰中心地点，而宁可失去公民自由（言论自由）、本身文化、生活方式等，从而屈服于伊斯兰主义分子的威迫性？
土生土长的公民承担了保护文化的责任，但其双手被政治正确捆绑着。法院及负责欧洲法律制度的管治精英分子几乎无从执法和保护人民。一大堆执法的新辞被奉为圣，以致一般用以逮捕罪犯和违法者的严厉审查和执法程序，就不适用在穆斯林身上。
更糟的是，穆斯林领袖血腥威吓公众受到姑息，对伊斯兰群体感到的真实恐惧却被视为犯下仇恨罪行而受到惩处。
欧洲因恐惧而在姑息让步，因内疚而默许。由于多年的自我批评，欧洲不再觉得自己有何价值。犬儒导致失败，和平主义取代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凡事平等，以致什么也不信，甚至信不过自己。造成国家衰亡是他们自己，而非敌人。
此起彼落 遗祸子孙
欧洲和美国的精英分子觉得异地文化较为亲切，但自己的同胞就极之乏味，对于这种亲疏有别，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他们一直失去的，是一套其早已丢弃的文化信念。对他们来说，不屑一顾的国家主义已经是闷东西。但若他们以为不必为欧洲伊斯兰化而烦恼担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路易斯教授警告︰“伊斯兰世界对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持续增长的支持，欧洲持续的左倾尤令人忧虑。”但这些生于六十年代既自义和自我中心的左倾精英分子仍无须担心，因他们一手造成的毁灭，受害者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子子孙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