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yeh Spero拉比 |
文/Aryeh Spero拉比
譯/陳澄邦
著名歷史學家和研究伊斯蘭的翹楚路易斯教授(Prof. Bernard Lewis)在近期接受訪問中提出警告︰「穆斯林似勢將接管歐洲。」諷刺的是，不論這接管是在十年後或三十年後發生，那並非因伊斯蘭比歐洲有更多坦克或更強勁的飛彈，而是因在歐洲居住屬少數的伊斯蘭族群正要求把歐洲「伊斯蘭化」，而無人似乎敢於拒絕他們。沒有人在政治上定意向伊斯蘭社群宣告，當地的日常生活和法令必須符合西方的模樣，就是歐洲的傳統。
低首下心 自貶身價
路易斯教授指出，歐洲本可免於失守，但由於他們「為保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以致對伊斯蘭的各項要求屈服」。歐洲可悲地走向世俗化，對基督信仰不冷不熱，跟穆斯林對信仰不變的熱誠，實在無法相比。歐洲人已被迫相信，所有文化皆有均等的認可性，即使在自己的國家維護自己文化的優越地位，也會被視為無知落伍。
更奇怪的是，歐洲世俗化和政治正確的精英分子談到遠方地區時，就努力維護固有文化和宗教的優越地位，但對自身文化抱有同樣的立場卻視為傲慢自大。換言之，其他國家可保護其生活方式，西方文化則不必太執著，甚或否定其甚具歷史性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歐洲人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且不惜任何代價去尊崇開放精神，導致其文化衰亡。
和平主義 衰落根源
歐洲文明的終結，並非因外來軍事勢力所致，乃是由於他們「放棄爭取，無心戀戰」，這在歷史上是首次的。和平主義在歐洲影響深遠，使他們不單拒絕在軍事上，甚至是在言辭上與人交戰。這不論是在法律、維護個人立場，或為爭取保護西方文化上，甚至是一般的社交交談。
眾所周知，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貶抑國家主義思想。在政治上愈左傾，就愈推崇跨越國家主義思想。各地人民在這思想洗腦下，失去了人性對其自身的自豪，以及對國家的忠誠，甚至未能爭取保護其文化和歷史。
堅守傳統 方為上策
對美國而言，這是很清晰的一課。我們需要強烈的愛國精神，真心相信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信仰，確信自身所傳承的文化和文明對我們是最好的，亦是我們蒙福、成功和自由的真正源頭。一旦失去這些深長久遠的聯繫，那還有甚麼可爭取的呢？
此外，我們亦須堅持自己歷史性的精神素質，比穆斯林所索求的更為優越。歐洲和歷史證明，若然未能堅守本身文化優越地位，或視之與其他文化同等，必會陷入「自愀甥自貶」。
尊伊斯蘭 雙重標準
「世故的」歐洲人受自貶影響，深遠到一個地步，竟尊重和「認同」伊斯蘭一些婚姻習俗，而這些習俗若歐洲人自己行出來，也會受到譴責。英國自己人倘若不當地刊載漫畫或發表言論，彼此間也不會接受以狂亂縱火來生事。假若一名主教被某報章冒犯，英國人也不會贊成實施新聞審查。
不過，很多英國人卻離奇地順應伊斯蘭的種種訴求，順應到接受某些犯罪行為，但這些犯罪行為若由英國基督徒乾的，他們就會譴責。換言之，「尊重」伊斯蘭的「榮譽」重於英國的榮譽；伊斯蘭習俗所受到的敬意，更多於西方習俗，而後者不時受到自身攻擊和批評。批評只是留給西方，就是「壞透、聲名狼藉、過時的西方文化」。
歐洲這樣投降給伊斯蘭，可追溯六十年代控制歐洲的左派自由主義。後現代的自由主義利用政治正確和多元文化，奪去了歐洲當初強大和甚具價值的要素。若然歐洲的經驗已證明這一點，美國必須引以為鑒，因那是足以致命的文化毒藥。因此，我們不能容讓左派精英人士在美國行他們在歐洲所行的，而這正是美國左派人士的企圖，常以歐洲為師，要求「美國更像歐洲」。
恐懼作祟 姑息讓步
有些歐洲人把伊斯蘭的索求凌駕在自己身上，不是由於文化的自卑感，而是由於顯而易見的恐懼。但不禁仍要問的是，歐洲居住的伊斯蘭主義分子既無坦克或其他重型軍事裝備，那為何歐洲裝備優良的警力不去制服那些正在威嚇公眾的伊斯蘭幫派和教長？執法當局為何不去封鎖造成人民如此恐懼的伊斯蘭中心地點，而寧可失去公民自由（言論自由）、本身文化、生活方式等，從而屈服於伊斯蘭主義分子的威迫性？
土生土長的公民承擔了保護文化的責任，但其雙手被政治正確捆綁著。法院及負責歐洲法律制度的管治精英分子幾乎無從執法和保護人民。一大堆執法的新辭被奉為聖，以致一般用以逮捕罪犯和違法者的嚴厲審查和執法程序，就不適用在穆斯林身上。
更糟的是，穆斯林領袖血腥威嚇公眾受到姑息，對伊斯蘭群體感到的真實恐懼卻被視為犯下仇恨罪行而受到懲處。
歐洲因恐懼而在姑息讓步，因內疚而默許。由於多年的自我批評，歐洲不再覺得自己有何價值。犬儒導致失敗，和平主義取代宗教信仰。他們認為凡事平等，以致甚麼也不信，甚至信不過自己。造成國家衰亡是他們自己，而非敵人。
此起彼落 遺禍子孫
歐洲和美國的精英分子覺得異地文化較為親切，但自己的同胞就極之乏味，對於這種親疏有別，他們不覺得有甚麼可怕。他們一直失去的，是一套其早已丟棄的文化信念。對他們來說，不屑一顧的國家主義已經是悶東西。但若他們以為不必為歐洲伊斯蘭化而煩惱擔心，那就大錯特錯了！
路易斯教授警告︰「伊斯蘭世界對極端分子和恐怖主義持續增長的支持，歐洲持續的左傾尤令人憂慮。」但這些生於六十年代既自義和自我中心的左傾精英分子仍無須擔心，因他們一手造成的毀滅，受害者不是他們自己，而是他們的子子孫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