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景教十字铜徽 |
 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 |
 圣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及马可孛罗商队 |
李金强
自唐代武宗于会昌五年（845）灭佛，始传我国的景教，大受打击，信徒四散。及至13世纪，蒙古成吉思汗（1162-1227），创建横跨欧亚两洲大帝国，其继位者挥军南下中国，吞金灭宋，建立元朝（1271-1368）。元朝诸帝对于外族及外来宗教，采行宽容政策，遂使基督宗教得以重临中土，此即景教的复苏及天主教首次东来。有元一代遂见福临中华，基督宗教得以兴盛发展。
一．也里可温
然而元朝国祚短暂，前后不足百年，基督宗教未能在华生根成长，转瞬间消失。故元朝基督宗教亦出现“失忆”状态，一如前此唐代之景教。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清廷处于外力入侵国势式微之时，促成官绅学者关注海防，边防等重大国防问题，使清季学术史出现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风气，其中以外族入主中国的元史研究，最受重视，遂发现元史中出现“也里可温”此一名词，然均莫知其所以然。结果于1917年由名史家陈垣（1890-1971）出版《元代也里可温考》一书，从而使世人对于此词的含意始获认知。
所谓也里可温者，乃源自蒙古语Arkaun，并由希伯来文上帝（Elohim）一词转音而来，故也里可温意即“信奉上帝的人”，而陈垣则另译为“有福人”或“有缘人”，然皆指基督徒而言。又该词因音译，或作伊噜勒昆，阿勒可温，耶里可温，也里阿温，也里河温，伊哩克温，伊哩克敦，或简称“也里”、“可温”、“雅哈”等。此外，元代对基督教各派，亦统称十字教，教堂则称十字寺，以其教崇拜十字架也。
事实上陈垣一书出版之前，1897年使欧大臣洪钧（1839-1893）已出版《元史译文证补》，首先断言︰“也里可温为天主教”，并谓也里可温乃“景教之遗绪”。至民国时期，开办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名人英华（字敛之，1867-1925）于北京创设“辅仁社”，鼓励教中青年从事天主教学术研究，其中徐希德撰《元代也里可温考》一文，明言也里可温乃元代天主教，并指出“由唐而宋，以至于元，其间或断或续，……所以易断之故，非如他教之随意收徒也”，又指出于元代得以复兴，乃因蒙古大汗如忽必烈者“每逢圣教复活、诞生等礼日，必亲自行礼，极其钦敬”，此即统治者的接纳而有以致之。而陈垣的研究，即上承前此学者的成绩而得以集其大成。由此可见元代的也可里温，即指其时的景教徒及天主教徒而言，而基督宗教在元朝的宣教史亦由是得以大白于世。
二．元朝的景教
元朝基督教史包括景教与罗马天主教两支。就景教而言，自会昌灭佛以至黄巢之乱（875）屠杀教徒，景教信徒渐见消声匿迹，然而并未因此灭绝，残存信徒，散见于国内。部份且于西北、蒙古、新疆一带发展，信众仍多。就其时西亚景教的记录观之，可知直至宋末，由于景教教士的热心传教，西起亚美尼亚及波斯湾，东至西夏（陕甘），共有廿五位主教驻节各地，较之唐代只有十三位主教驻节，数目增加几近一倍。其中新疆、西夏、汗八里（北京）及秦尼（中国）四处均设有主教。就北方沿边而言，蒙古诸部包括克烈（Keraits），乃蛮（Naiman），蔑里乞（Merkits）及汪古（Onguts）均崇奉景教。随着蒙古入主中国，建立元朝，景教亦随之重返中土。就《马可孛罗游记》及《元史》的记载中，亦见大江南北均有景教徒的足迹及景教寺（十字寺）的分布。随着高昌、敦煌、绥远，北京近郊、南安、泉州、扬州等地景教遗物、遗址的出土，景教在元代的蓬勃发展，当无疑议。
由于景教徒的增多，元政府且设官治理，此即崇福司的建置，掌理景教徒众，教堂。据《元史》〈百官志〉所记︰“崇福司，秩二品，掌领马儿（主教），哈昔（修士），列班（法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事。至元廿六年（1289）置，延二年（1315）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1320）复为司”。而掌教司七十二所，乃指教堂七十二所而言。景教于有元一代的发展，可见一斑，即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景教蓬勃发展之同时，罗马天主教亦首次踏足中国，为古代中国基督教史揭起新的一页。
三．元朝的天主教
就天主教首次东来而言，随着蒙古铁骑西征，直指东欧，震动欧陆。罗马教廷为谋与蒙元结好，决定派遣使节东来。时罗马天主教于十三世纪出现方济各会（Franciscans，1209年）及多明我会（Dominicans，1215年）两大修会组织，前者主张安贫、节欲、苦行、以托崇乞食，宣教四方。后者则标榜严肃、纯朴、雄辩，以布道、传播经院哲学为己任。两会修士遂受命承担出使宣教的重任。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241-1254任职），遂于1245年差派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1182-1252）由法国里昂（Lyons）出使中国。继而为随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率领十字军东征的同会修士罗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亦于1253年由君士坦丁堡出发，衔命东来修好，均获元朝君主优礼待遇，然未见宣教之果效。二人回国后分别撰写《蒙古史》及《罗伯鲁克游记》，二书历记蒙古及东方见闻，为中西交通史之重要著述。
及至蒙古入主中国，建立元朝，意大利商人尼古拉孛罗（Nicolo Polo）及其弟马飞奥孛罗（Maffeo Polo）东来营商，为元世祖忽必烈（1271-1294）所用，一度代为联系罗马教廷，要求派遣百名教士，东来证道，结果教皇格利高十世（Gregory X，1271-1276）差派多明我会修士二人，稍候随尼古拉孛罗及其子马可孛罗（Marco Polo）东来，后者日后且撰写《马可孛罗游记》而大享盛名。可惜由于路途遥远及旅程艰阻，两名修士最终未能到达中国。
至1294年，天主教来华布道，出现新的契机。此即原于亚美尼亚和波斯两地宣教的方济各修士孟德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1247-1328），获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1288-1292）任命来华传教，同行尚有多明我会修士，然却病逝印度。独孟氏自西徂东，幸能抵达大都（北京），觐见新君元成宗（1295-1307），得蒙允纳，留京设堂宣教，取得宣教的合法认可。此后孟氏在京孤军奋 九年，从其致教廷书札中得悉，开教之初，颇受景教排斥，然凭其宣教热诚与毅力，最终建堂二所，受洗信众达六千人。又收养150名七至十一岁的幼童，为其施洗，教以拉丁文、希腊文及教会仪礼。并组成唱经班及歌咏班，且曾于皇宫献唱。继而将《新约》译成蒙古文及维吾尔文，方便传教。至1307年，教皇得悉孟氏在华宣教的成绩，遂令其于北京成立总主教区，委任孟氏出任总主教。统管中国及远东教务，授权分划教区及设立主教。孟氏由是成为教廷来华正式使节之第一人，亦为我国天主教史上主教区的首创者。同年教皇克利门五世（Clement V，1305-1314）派遣方济各会修士七人来华协助宣教，然只得三人于翌年抵京，并先后出任泉州教区的主教。而孟氏亦于1328年，以81岁高寿逝世北京。在华宣教卅四年，完成天主教来华首度开教的历史使命。
直至1368年元亡明兴，在华天主教共开设教堂三所，信众达三万余人。然所信者皆非汉人，乃以蒙古人，色目人及阿兰人为主，景教信徒亦不例外。故此元朝的基督教教会在庞大汉人社群中，有如无根之花，终难长久。而尤有甚者，乃同宗信仰的景教与天主教彼此时常互相倾轧，且受本土民间宗教佛、道之排挤。也里可温遂失去永续发展的空间，并随着元朝而灭亡，共同消失于中土历史长河之中，留给史家寻索的研究机会。而基督宗教直至十六世纪后，由于欧人东来发展，天主教耶稣会士遂得以再度来华，福音始能重见曙光。
（李金强任教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本文原载于环球布道会出版之《天人之声》第188期，本报获准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