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也裡可溫教


元朝景教十字銅徽
 

方濟各會修士孟德高維諾(John of Monte Corvino)
 

聖方濟各會修士魯布魯克及馬可孛羅商隊
 

李金強

自唐代武宗於會昌五年(845)滅佛,始傳我國的景教,大受打擊,信徒四散。及至13世紀,蒙古成吉思汗(1162-1227),創建橫跨歐亞兩洲大帝國,其繼位者揮軍南下中國,吞金滅宋,建立元朝(1271-1368)。元朝諸帝對於外族及外來宗教,採行寬容政策,遂使基督宗教得以重臨中土,此即景教的復甦及天主教首次東來。有元一代遂見福臨中華,基督宗教得以興盛發展。

一.也裡可溫
然而元朝國祚短暫,前後不足百年,基督宗教未能在華生根成長,轉瞬間消失。故元朝基督宗教亦出現「失憶」狀態,一如前此唐代之景教。直至十九世紀下半葉,由於清廷處於外力入侵國勢式微之時,促成官紳學者關注海防,邊防等重大國防問題,使清季學術史出現西北史地之學的研究風氣,其中以外族入主中國的元史研究,最受重視,遂發現元史中出現「也裡可溫」此一名詞,然均莫知其所以然。結果於1917年由名史家陳垣(1890-1971)出版《元代也裡可溫考》一書,從而使世人對於此詞的含意始獲認知。

所謂也裡可溫者,乃源自蒙古語Arkaun,並由希伯來文上帝(Elohim)一詞轉音而來,故也裡可溫意即「信奉上帝的人」,而陳垣則另譯為「有福人」或「有緣人」,然皆指基督徒而言。又該詞因音譯,或作伊嚕勒昆,阿勒可溫,耶裡可溫,也裡阿溫,也裡河溫,伊哩克溫,伊哩克敦,或簡稱「也裡」、「可溫」、「雅哈」等。此外,元代對基督教各派,亦統稱十字教,教堂則稱十字寺,以其教崇拜十字架也。

事實上陳垣一書出版之前,1897年使歐大臣洪鈞(1839-1893)已出版《元史譯文證補》,首先斷言︰「也裡可溫為天主教」,並謂也裡可溫乃「景教之遺緒」。至民國時期,開辦輔仁大學的天主教名人英華(字斂之,1867-1925)於北京創設「輔仁社」,鼓勵教中青年從事天主教學術研究,其中徐希德撰《元代也裡可溫考》一文,明言也裡可溫乃元代天主教,並指出「由唐而宋,以至於元,其間或斷或續,……所以易斷之故,非如他教之隨意收徒也」,又指出於元代得以復興,乃因蒙古大汗如忽必烈者「每逢聖教復活、誕生等禮日,必親自行禮,極其欽敬」,此即統治者的接納而有以致之。而陳垣的研究,即上承前此學者的成績而得以集其大成。由此可見元代的也可裡溫,即指其時的景教徒及天主教徒而言,而基督宗教在元朝的宣教史亦由是得以大白於世。

二.元朝的景教
元朝基督教史包括景教與羅馬天主教兩支。就景教而言,自會昌滅佛以至黃巢之亂(875)屠殺教徒,景教信徒漸見消聲匿跡,然而並未因此滅絕,殘存信徒,散見於國內。部份且於西北、蒙古、新疆一帶發展,信眾仍多。就其時西亞景教的記錄觀之,可知直至宋末,由於景教教士的熱心傳教,西起亞美尼亞及波斯灣,東至西夏(陝甘),共有廿五位主教駐節各地,較之唐代只有十三位主教駐節,數目增加幾近一倍。其中新疆、西夏、汗八里(北京)及秦尼(中國)四處均設有主教。就北方沿邊而言,蒙古諸部包括克烈(Keraits),乃蠻(Naiman),蔑裡乞(Merkits)及汪古(Onguts)均崇奉景教。隨著蒙古入主中國,建立元朝,景教亦隨之重返中土。就《馬可孛羅遊記》及《元史》的記載中,亦見大江南北均有景教徒的足跡及景教寺(十字寺)的分佈。隨著高昌、敦煌、綏遠,北京近郊、南安、泉州、揚州等地景教遺物、遺址的出土,景教在元代的蓬勃發展,當無疑議。

由於景教徒的增多,元政府且設官治理,此即崇福司的建置,掌理景教徒眾,教堂。據《元史》〈百官志〉所記︰「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主教),哈昔(修士),列班(法師),也裡可溫,十字寺祭享事。至元廿六年(1289)置,延二年(1315)改為院,省並天下也裡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1320)復為司」。而掌教司七十二所,乃指教堂七十二所而言。景教於有元一代的發展,可見一斑,即在十三至十四世紀中國景教蓬勃發展之同時,羅馬天主教亦首次踏足中國,為古代中國基督教史揭起新的一頁。

三.元朝的天主教
就天主教首次東來而言,隨著蒙古鐵騎西征,直指東歐,震動歐陸。羅馬教廷為謀與蒙元結好,決定派遣使節東來。時羅馬天主教於十三世紀出現方濟各會(Franciscans,1209年)及多明我會(Dominicans,1215年)兩大修會組織,前者主張安貧、節欲、苦行、以托崇乞食,宣教四方。後者則標榜嚴肅、純樸、雄辯,以布道、傳播經院哲學為己任。兩會修士遂受命承擔出使宣教的重任。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1241-1254任職),遂於1245年差派方濟各會修士柏郎嘉賓(John of Plano Carpini,1182-1252)由法國里昂(Lyons)出使中國。繼而為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5-1270)率領十字軍東征的同會修士羅伯魯克(William of Rubruck),亦於1253年由君士坦丁堡出發,銜命東來修好,均獲元朝君主優禮待遇,然未見宣教之果效。二人回國後分別撰寫《蒙古史》及《羅伯魯克遊記》,二書歷記蒙古及東方見聞,為中西交通史之重要著述。

及至蒙古入主中國,建立元朝,意大利商人尼古拉孛羅(Nicolo Polo)及其弟馬飛奧孛羅(Maffeo Polo)東來營商,為元世祖忽必烈(1271-1294)所用,一度代為聯繫羅馬教廷,要求派遣百名教士,東來證道,結果教皇格利高十世(Gregory X,1271-1276)差派多明我會修士二人,稍候隨尼古拉孛羅及其子馬可孛羅(Marco Polo)東來,後者日後且撰寫《馬可孛羅遊記》而大享盛名。可惜由於路途遙遠及旅程艱阻,兩名修士最終未能到達中國。

至1294年,天主教來華布道,出現新的契機。此即原於亞美尼亞和波斯兩地宣教的方濟各修士孟德高維諾(John of Monte Corvino,1247-1328),獲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1288-1292)任命來華傳教,同行尚有多明我會修士,然卻病逝印度。獨孟氏自西徂東,幸能抵達大都(北京),覲見新君元成宗(1295-1307),得蒙允納,留京設堂宣教,取得宣教的合法認可。此後孟氏在京孤軍奮 九年,從其致教廷書札中得悉,開教之初,頗受景教排斥,然憑其宣教熱誠與毅力,最終建堂二所,受洗信眾達六千人。又收養150名七至十一歲的幼童,為其施洗,教以拉丁文、希臘文及教會儀禮。並組成唱經班及歌詠班,且曾於皇宮獻唱。繼而將《新約》譯成蒙古文及維吾爾文,方便傳教。至1307年,教皇得悉孟氏在華宣教的成績,遂令其於北京成立總主教區,委任孟氏出任總主教。統管中國及遠東教務,授權分劃教區及設立主教。孟氏由是成為教廷來華正式使節之第一人,亦為我國天主教史上主教區的首創者。同年教皇克利門五世(Clement V,1305-1314)派遣方濟各會修士七人來華協助宣教,然只得三人於翌年抵京,並先後出任泉州教區的主教。而孟氏亦於1328年,以81歲高壽逝世北京。在華宣教卅四年,完成天主教來華首度開教的歷史使命。

直至1368年元亡明興,在華天主教共開設教堂三所,信眾達三萬餘人。然所信者皆非漢人,乃以蒙古人,色目人及阿蘭人為主,景教信徒亦不例外。故此元朝的基督教教會在龐大漢人社群中,有如無根之花,終難長久。而尤有甚者,乃同宗信仰的景教與天主教彼此時常互相傾軋,且受本土民間宗教佛、道之排擠。也裡可溫遂失去永續發展的空間,並隨著元朝而滅亡,共同消失於中土歷史長河之中,留給史家尋索的研究機會。而基督宗教直至十六世紀後,由於歐人東來發展,天主教耶穌會士遂得以再度來華,福音始能重見曙光。

(李金強任教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本文原載於環球布道會出版之《天人之聲》第188期,本報獲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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