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a（右）回中国参观上海霍山公园的犹太纪念碑 |
 十二岁时的Anna |
 Anna（右）与丈夫Scoresby Shepherd |
 上海舟山路 |
Anna Shepherd著
郑玉兰译
在纳粹德军席卷欧洲的风暴中，奥地利于1938年3月沦陷，我与家人四处逃难。在前路茫茫，无处容身的关头，中国却愿意打开大门，为我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我们一家人来说，中国委实恩重如山，令我们感激不已！
逃出生天
犹记得在1938年11月9日，家父与一批来自维也纳的男人，一同被送往集中营。当时，只要你是犹太人，不论是否信奉犹太教，都难以逃脱被纳粹德军囚禁的厄运。
母亲花了五个月时间，才把家父从集中营中弄出来，而获释的条件是︰家父必须离开奥地利。为此，他首先须在国外觅得栖身之地。当时，上海是个自由港，故顺理成章成为了家父的目的地；又因为家父的雇主愿意为他提供赴沪的船票，所以他才有幸逃过这场浩劫。父亲获释后，孤身赴沪；两个月后，我与母亲亦踏足神州。
事非偶然
家父抵步后不久便找到了工作。他给母亲所发的电报上，只有寥寥数字︰“订上海”（Book Shanghai，意即订购往上海船票）。母亲常说，是神的恩手把工作赐给家父的。话说父亲在维也纳时，曾受雇于一间与上海通商的出入口公司。他赴沪后翌日，在街上溜□时，竟遇见他任职该公司时认识的一位朋友。就当时来说，这位旧交是家父在上海唯一认识的人。他见到父亲时，十分惊讶，随即为家父安排了一份工作。
急转直下
1939年3月，我与母亲终于到了上海，一家人在法国租界安顿了下来。1940年，祖父和祖母也来与我们团聚。一家五口安安乐乐过了好些日子，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土遭日军占据，我们的生活才起了变化。1943年3月，所有犹太裔的中欧人士，都须迁往虹口。凡超过十二岁的人士，如果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得走出“隔离区”的范围（方圆约一平方哩）。
拮日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家父因受雇的出入口公司倒闭而失业。幸而母亲早已开始了一些家庭作业。她最初只是教授当地的妇女缝制各类手套，其后兼造配套颈巾和手袋。父亲则负责兜售有关的制成品，并担任记帐工作。那时，电力匮乏，政府设立了公共厨房，作为预备午饭和晚饭的地方。我与祖母到该处排队领取食物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与主相遇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仍未忘怀；隔离区来了一位慈祥善良的女士，我常参加她所举办的儿童聚会，与其他小朋友一同唱圣诗，一起分享圣经故事和享用茶点（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岁月，吃茶点是难能可贵的乐事呢！）。我虽然觉得这些聚会其乐无穷，但始终都不愿将生命交给耶稣。
然而，神是仁爱恩慈的。 感动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Endeavourers Church的青年小组，让我再有机会认识 。我受到小组的基督徒热烈欢迎，后来就定期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些基督徒亦赤胆忠心，在生命中活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的祈祷会，尤其令我动容，我终于明白到需要悔改归主。结果证明，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难忘挚友
另一个令我感念不忘的人，是在中国内地会（Chinese Inland Mission）的一位美国姊妹。她在离开中国前，一直致力于教导我和一位朋友查经，又鼓励我背诵经文，从而确立了我的信仰。她的扶助与勉励，实在叫我永世难忘！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书信保持联系。至于那位在我孩提时代曾于隔离区举办聚会的女士，也成为了我多年来笔交的好友。
移民澳洲
1949年，很多外国人已离开了中国。由于我们一家不想再返回奥地利，一时间又找不到落脚点，所以迟迟未能动身。直至获得一个于1949年由上海移民到澳洲的家庭资助后，我们才得以在1951年9月启程离开中国，可说是最后离开中国的其中一批外国人。
抵达南澳首府阿德雷德（Adelaide）后，我的生命随即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很快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加入了教会，教主日学，积极参加银行的基督徒团契，并在晚间的工余时间进修。在三年内，我取得了预科资历，开始攻读阿德雷德大学的文学学位课程。1955年，我请辞了银行的工作，开始修读中学师范课程，主修法文、英文和德文。其后，在数间学校执教鞭，并协助带领基督徒午间小组。
关怀宣教
我在上海认识的几位宣教士，对我的生命起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他们造访我所参加的青年小组，他们的言行，实在令人牵情动肠，印象难忘！因此，当我在阿德雷德看到一张有关中国内地会工作的告示时，便决定参加告示所公布的聚会。时至今日，我对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仍然很有负担。
我的宣教异象，因参加了一位师母特别为女孩子开设的宣教小组而逐渐拓展。小组每个月都举行一次聚会，让我有机会听到世界各地事工的消息。服事的门陆续打开。在展开教学生涯后，神带领我参与一间小型教会的事工，在女青主日学担任导师，并开始举办宣教事工月会。我在婚后，加入了外子的教会，随后致力帮助教友认识宣教事工，又从母会调配同工来，提供人手方面的支援。这情况一直维持至今。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关注澳洲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事工。神特别把某个中东事工和服事澳洲境内中东群体的负担放在我心里。自1967年以来，我一直担任这事工的南澳洲分会秘书。在这个事奉岗位上，我亲眼目睹了神不断差派工人出去收割，而我所负责的，则是后援工作︰在宣教士休假回家时，为他们安排简报会，联络有关的支援教会与个别的支持者，与宣教士保持联系，以及为《澳洲季刊》担任编辑。
旧地重游
2003年，适逢外子远赴青岛，参加“鲍鱼美食座谈会”，我便趁机与他到中国把臂同游。这是我自1951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踏足神州。在这次旧地重游的经历中，令我尤感欣悦的，是有机会再遇父母的旧交，也有幸认识到他们的家人。他们带我们与外子到我逃难时的故居参观。现时我们在隔离区的遗址看到的，是一个小公园，园内竖立了一个纪念碑（见附图），标中国接待犹太难民的史实。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走过高高低低的人生路。在迂回曲折的路径上，神不断彰显 的洪恩厚爱，使我们得蒙保守。为此，我谨以本文化作感恩祭，呈献给爱我至深至诚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