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a（右）回中國參觀上海霍山公園的猶太紀念碑 |
 十二歲時的Anna |
 Anna（右）與丈夫Scoresby Shepherd |
 上海舟山路 |
Anna Shepherd著
鄭玉蘭譯
在納粹德軍席捲歐洲的風暴中，奧地利於1938年3月淪陷，我與家人四處逃難。在前路茫茫，無處容身的關頭，中國卻願意打開大門，為我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我們一家人來說，中國委實恩重如山，令我們感激不已！
逃出生天
猶記得在1938年11月9日，家父與一批來自維也納的男人，一同被送往集中營。當時，只要你是猶太人，不論是否信奉猶太教，都難以逃脫被納粹德軍囚禁的厄運。
母親花了五個月時間，才把家父從集中營中弄出來，而獲釋的條件是︰家父必須離開奧地利。為此，他首先須在國外覓得棲身之地。當時，上海是個自由港，故順理成章成為了家父的目的地；又因為家父的僱主願意為他提供赴滬的船票，所以他才有幸逃過這場浩劫。父親獲釋後，孤身赴滬；兩個月後，我與母親亦踏足神州。
事非偶然
家父抵步後不久便找到了工作。他給母親所發的電報上，只有寥寥數字︰「訂上海」（Book Shanghai，意即訂購往上海船票）。母親常說，是神的恩手把工作賜給家父的。話說父親在維也納時，曾受雇於一間與上海通商的出入口公司。他赴滬後翌日，在街上溜□時，竟遇見他任職該公司時認識的一位朋友。就當時來說，這位舊交是家父在上海唯一認識的人。他見到父親時，十分驚訝，隨即為家父安排了一份工作。
急轉直下
1939年3月，我與母親終於到了上海，一家人在法國租界安頓了下來。1940年，祖父和祖母也來與我們團聚。一家五口安安樂樂過了好些日子，直至珍珠港事件發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領土遭日軍佔據，我們的生活才起了變化。1943年3月，所有猶太裔的中歐人士，都須遷往虹口。凡超過十二歲的人士，如果沒有許可證，一律不得走出「隔離區」的範圍（方圓約一平方哩）。
拮日子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家父因受雇的出入口公司倒閉而失業。幸而母親早已開始了一些家庭作業。她最初只是教授當地的婦女縫製各類手套，其後兼造配套頸巾和手袋。父親則負責兜售有關的製成品，並擔任記帳工作。那時，電力匱乏，政府設立了公共廚房，作為預備午飯和晚飯的地方。我與祖母到該處排隊領取食物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與主相遇
還有一件事，至今我仍未忘懷；隔離區來了一位慈祥善良的女士，我常參加她所舉辦的兒童聚會，與其他小朋友一同唱聖詩，一起分享聖經故事和享用茶點（在那些物資匱乏的歲月，喫茶點是難能可貴的樂事呢！）。我雖然覺得這些聚會其樂無窮，但始終都不願將生命交給耶穌。
然而，神是仁愛恩慈的。 感動我的一個朋友邀請我參加Endeavourers Church的青年小組，讓我再有機會認識 。我受到小組的基督徒熱烈歡迎，後來就定期參加他們的聚會。那些基督徒亦赤膽忠心，在生命中活出了美好的見證。他們的祈禱會，尤其令我動容，我終於明白到需要悔改歸主。結果證明，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
難忘摯友
另一個令我感念不忘的人，是在中國內地會（Chinese Inland Mission）的一位美國姊妹。她在離開中國前，一直致力於教導我和一位朋友查經，又鼓勵我背誦經文，從而確立了我的信仰。她的扶助與勉勵，實在叫我永世難忘！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以書信保持聯繫。至於那位在我孩提時代曾於隔離區舉辦聚會的女士，也成為了我多年來筆交的好友。
移民澳洲
1949年，很多外國人已離開了中國。由於我們一家不想再返回奧地利，一時間又找不到落腳點，所以遲遲未能動身。直至獲得一個於1949年由上海移民到澳洲的家庭資助後，我們才得以在1951年9月啟程離開中國，可說是最後離開中國的其中一批外國人。
抵達南澳首府阿德雷德（Adelaide）後，我的生命隨即展開了新的一頁。我很快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差事，加入了教會，教主日學，積極參加銀行的基督徒團契，並在晚間的工餘時間進修。在三年內，我取得了預科資歷，開始攻讀阿德雷德大學的文學學位課程。1955年，我請辭了銀行的工作，開始修讀中學師範課程，主修法文、英文和德文。其後，在數間學校執教鞭，並協助帶領基督徒午間小組。
關懷宣教
我在上海認識的幾位宣教士，對我的生命起了深遠的影響。當時，他們造訪我所參加的青年小組，他們的言行，實在令人牽情動腸，印象難忘！因此，當我在阿德雷德看到一張有關中國內地會工作的告示時，便決定參加告示所公佈的聚會。時至今日，我對中國內地會的工作，仍然很有負擔。
我的宣教異象，因參加了一位師母特別為女孩子開設的宣教小組而逐漸拓展。小組每個月都舉行一次聚會，讓我有機會聽到世界各地事工的消息。服事的門陸續打開。在展開教學生涯後，神帶領我參與一間小型教會的事工，在女青主日學擔任導師，並開始舉辦宣教事工月會。我在婚後，加入了外子的教會，隨後致力幫助教友認識宣教事工，又從母會調配同工來，提供人手方面的支援。這情況一直維持至今。
這些年來，我越來越關注澳洲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事工。神特別把某個中東事工和服事澳洲境內中東群體的負擔放在我心裡。自1967年以來，我一直擔任這事工的南澳洲分會秘書。在這個事奉崗位上，我親眼目睹了神不斷差派工人出去收割，而我所負責的，則是後援工作︰在宣教士休假回家時，為他們安排簡報會，聯絡有關的支援教會與個別的支持者，與宣教士保持聯繫，以及為《澳洲季刊》擔任編輯。
舊地重遊
2003年，適逢外子遠赴青島，參加「鮑魚美食座談會」，我便趁機與他到中國把臂同游。這是我自1951年離開中國後首次踏足神州。在這次舊地重遊的經歷中，令我尤感欣悅的，是有機會再遇父母的舊交，也有幸認識到他們的家人。他們帶我們與外子到我逃難時的故居參觀。現時我們在隔離區的遺址看到的，是一個小公園，園內豎立了一個紀念碑（見附圖），標中國接待猶太難民的史實。
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一家走過高高低低的人生路。在迂迴曲折的路徑上，神不斷彰顯 的洪恩厚愛，使我們得蒙保守。為此，我謹以本文化作感恩祭，呈獻給愛我至深至誠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