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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现居加拿大的梁燕城博士将莅临澳门主讲一系列专题讲座，在筹办团体的安排下，澳门《时代月报》义务总编辑王大为牧师（下称︰王）特此电话专访梁博士（下称︰梁），在他访门澳门前，发表对澳门未来发展的看法。访问文稿同时刊登在本报。
王︰梁博士在澳门的专题讲座其中一场名为“睹好澳门”，博彩娱乐业是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命脉，你对此有何看法？
梁︰作为一个以赌为本的城市，主要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从中赚取经济利益，这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尤为明显。为了售卖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社会不惜强调人性的贪婪，煽动人们对物质的欲望。贪婪可以是投资赚钱的动力，正如仇恨可以成为恐怖主义的动力一样。
赌博者希望藉不劳而获的方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财富的增加，这明显是贪婪的心态，与人的劣根性有关。小赌的人贪图小利益，抱持侥幸的心理，即使输了也不致全军尽没。但沉迷赌博的人就不由自主地透过这种方式图谋大利益，以满足内心贪婪的欲望，结果可能沦落至倾家荡产的地步。
澳门作为以赌为本的城市，要引动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从中赚取金钱，以换取城市经济的繁荣，但这种经济政策必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例如人由贪婪而败坏，造成家庭破碎、沉迷赌博，青年放弃高学位，引致学历水平下降，青年人习惯于以赌为业，不懂其他学问与科学，引致文化低落等问题，社会有足够的资源承担这些后果吗？在西方国家发展赌业的同时，也会同样投放资源以弥补其社会代价。
王︰未来澳门将兴建更多博彩娱乐中心，博彩与娱乐的结合对社会有何影响？
梁︰将博彩与娱乐结合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特色，由于拉城位处沙漠，没有文化，也缺乏吸引力。但为求生存，拉城致力发展赌业，又增建娱乐设施以吸引全家大小一起到访，例如提供帆船海战等大型免费娱乐节目，让小朋友站在街外也能观赏个民乐趣。
但孩子们在这种博彩加娱乐的耳濡目染下，自小熟习赌博环境，以为赌博是有趣开心的玩意，从而遗传上一代的贪婪劣根性，造成下一代不学无术，及因赌而家庭破碎。赌场往往将博彩的丑恶装饰得金碧辉煌、富娱乐性，例如扮成威尼斯、希腊、法国或欧洲小城的样貌，让人以为赌博是正常的娱乐活动，于是更加投入、扩展赌博行为，这种藉以人性软弱赚取别人金钱的丑恶行径，是没有道德基础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也是对健康思想、文化的一种破坏。拉斯维加斯由于缺乏先天的条件才发展赌业，但澳门却拥有吸引人的魅力，这里富欧洲葡萄牙式的古城风貌，也有中西文化交往的古远历史──澳门的魅力在于文化，而非赌业。
王︰澳门的城市名称，葡萄牙文的原意是“上主忠贞之城”，听说过吗？
梁︰若单从赌博盛行看，澳门现在可能是“上帝掩面不看之城”（一笑）。不过，另一方面，澳门还有深度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拥有全中国独有的特色，就是葡萄牙文化在中国境内，澳门是西方最早与中国交流的城市，比香港还早。
在中国明朝时代，葡萄牙国力强盛，海运发达，遂以贿赂的方式“租借”澳门沿岸一带，由于朝官贪污，葡方租地不断扩充，这块不经任何战争、不用任何条约而占据的殖民地，竟在葡萄牙的手中统治了数百年，实为奇怪！
葡萄牙具有南欧风情，其文化、建筑都极富特色，例如在山上兴建教堂、堡垒，小径通幽式的城市设计也异于英国式的井然有序，澳门保留了南欧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中与宗教有关、影响中国最深的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他称得上中西文化的鼻祖。
利玛窦尊重中国文化，也学习中国文化。1852年来到澳门，然后由肇庆北往南京、北京，将当时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最早的世界地图、微积分、几何学、望远镜、三 镜，甚至西方乐器传入中国。由于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高度尊重，他引进的西方知识也深受中国知识份子喜爱，彼此藉文化交流互相感通，这是中西交流史中成功的例子。
徐光启是最受西方传教士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又是著名的科学家，他翻译了西方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历法、水利等知识，提高了中国科学水平，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变革，产生正面的影响和巨大的贡献，这些都可以说是澳门在西学东渐上的成就，澳门的魅力当在其南欧情调的文化，当局应大力发展这特色 不单靠赌业吸引人。
王︰澳门过去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有何启示？
梁︰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工作到了十八世纪初，因道明会的嫉妒而遭受破坏，清朝雍正皇帝更将耶稣会的传教士驱逐出境，中西文化交流因此而中断。此前，基督宗教的精神深为康熙皇帝所接受 － 他在诗中高度赞赏基督信仰，诗中不乏上帝创造宇宙、十架牺牲救世等正统基督宗教诗句，如云︰‘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又云︰‘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等。后因祭祖问题的争论、道明会的告发，十八世纪初传教士被逐至澳门，中国奉行锁国政策，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再相会。期间，西方世界经历了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和民主发展，中国因断绝对外交流，百年后与西方再相遇时显得落后、愚昧，导致中国惨遭西方列强侵略，人民饱受战祸、欺凌，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往事。
马礼逊是另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力的传教士，他的墓地至今仍在澳门。马礼逊来到中国，熟读中国历史、经典，虽因锁国政策而转往马六甲发展，并与米怜创办首份民报《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除了宣扬基督教信仰外，亦推崇现代化制度和思想。米怜在马六甲为印刷工人梁发洗礼，马礼逊在澳门按立梁发成为第一位华人宣教士，梁发的传教著作《劝世良言》影响洪秀全，洪遂成立“太平天国”实践基督教文化中提倡的人类平等、天国在地等理念，虽然这是非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但却冲击当时腐败、落后的满清政权，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洪仁 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他跟随过廿多位传教士，其中包括将中国《十三经》译成英文的理雅各，因此他重视民主法治，所撰《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本民主政治的著作。
论政治改革先驱，香港的何福堂为其中佼佼者，其子何启（香港启德机场就是为了纪念他）秘密资助孙中山推行革命，皆因深受传教士的影响。
由此可见，澳门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澳门的特色在于精神文明的交流，而非金钱的交流；澳门要有深度地展现本身独特的文化气质，不必追求拉斯维加斯般的庸俗妩媚。若澳门发展赌业，至少也要像欧洲蒙地卡罗那样，追求成为有历史古迹的文化大城。
王︰就以蒙地卡罗为例，赌业有助建设文化之都吗？
梁︰若将蒙地卡罗与拉斯维加斯相比，我会选择前者，因为去蒙城的人可以不赌仍有很多选择，例如从法国沿悬崖的公路走下来，可以欣赏到美丽海景、古迹城堡，这些都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但我去拉城却感到十分沉闷，因为我不赌博。那些荷李活电影式的娱乐十分虚假，所谓美国式的文化也缺乏历史价值，我只好跑到附近沙漠，寻找奇特的山谷和景色。
如何运用本身独特的文化，成为吸引游客的名胜，这是澳门的挑战。当然，将从赌业赚取的金钱发展文化事业固然是好，但另一面也要做好戒赌及辅导工作，做些有意义的事来弥补赌业造成的破坏，不致沦为只懂得利用人性贪婪来赚钱的非道德城市。
澳门教会任重道远
王︰教会在这样的城市应扮演什么角色？
梁︰教会的职责是让人看见另一个精神性的层面，我们称为灵性的空间。当人从纸醉金迷的世界进入教会时，可以感受到一个没有自私、没有贪婪、没有斗争的世界，在这里体验到人性的仁爱、和谐、关怀和价值。在教会崇拜中，进一步经历上帝的临在、圣灵的同在，从而探索宇宙深远的奥秘，揭发人类本性的良知，感受上帝亲情的交往。当人有了与上帝交往的经历，必然发现即使没有博彩娱乐，人生一样可以活得喜乐，活得健康自在。
至于那些被赌博所困、精力被吸吮贻尽而内心痛苦的人，可以透过教会发现澳门展现的不单只是一个重视博彩娱乐的平面化商业文化，而是具丰富内涵的多元化心灵空间，可以提升人类的心灵境界。总括而言，教会是一个让人经历上帝亲情、人间仁爱、灵性内涵的场所，人有了这样的经历，教会就一定会增长。因此，教会可谓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罪恶之城，教会需要发出真理的亮光，化危机为转机。
王︰澳门商界和政界的基督徒，需要注意什么？
梁︰商界讲钱，政界讲权，金钱和权力都是人所喜爱的，但也可以控制人；两者若为神所用，同样可以荣耀上帝。基督徒商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否则愈发热心事奉神但又完全无诚信，只会愈羞辱主名；让人知道成功可以不靠奸诈，单靠基督恩典，依循圣灵引导。我也发现成功的商人都是乐于奉献的，有的不仅奉献一成，而是九成，当人愈奉献，上帝也愈赐福，财产也愈增添。基督徒商人除了要有生命道德，也要有广阔的胸襟、国度的眼光，这样就会看见许多可以做又需要做的事情。
至于政治人物也是一样，首先要明白所肩负的使命，善用本身的政治地位，积极贡献社会，从而产生正面的影响。
王︰澳门赌业兴盛，甚至有些年青基督徒也任职博彩公司，你有何看法？
梁︰基督徒投身一个行业，首先要清楚该行业是否与罪恶、与魔鬼有关，细心按照圣经的原则，耐心等候上帝的引领，然后小心作出决定。不要作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只求仅仅得救，不求丰盛生命；不要单单满足于有永生确据，更要追求称义、成圣的蒙福生活，渴望亲近上帝，立志为主而活，作一个有深度、热心的基督徒。
平凡的生命，是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从我个人的实际经历，发现以单纯的心去事奉的人必然蒙福，蒙福不一定代表很有钱，但至少不缺乏；其二，发现愈赚钱的人愈会奉献，愈奉献的人愈赚钱；其三，事奉者的家庭也必蒙福，夫妻有爱，子女有敬。基督徒要追求成圣的生命、蒙福的生活，在选择职业时要寻求上帝的引领，不要只求高薪，记得我选择第一份工作时，宁愿挑选一份低薪但有意义的工作，但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受影响；有时好像收入减少了，但神会在其他地方补足，如我写了不少书，其版税即能帮补收入。最近我捐出新书及影碟的全数版税收益，却又多了报纸专栏及电台评论工作，收入仍是维持差不多。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乎上帝的赐福。
梁燕城博士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乃著名哲学家、作家、政论家和思想家。一九九三年在加拿大创办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出任院长和出版《文化中国》学术季刊兼主编至今。其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被选加载《世界名人录》，成为一九九六年《世界最有影响的五百位领袖》及一九九九年《世纪二千位学者》之一；在港台大陆均有出版学术著作达二十多种。
梁博士对民族复兴和文化繁荣具崇高的使命感，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存高度的期待和信心，一九九九年发起道德教育运动，希望给强大的中国带来道德文化的更新与复兴，播下新文化的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