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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現居加拿大的梁燕城博士將蒞臨澳門主講一系列專題講座，在籌辦團體的安排下，澳門《時代月報》義務總編輯王大為牧師（下稱︰王）特此電話專訪梁博士（下稱︰梁），在他訪門澳門前，發表對澳門未來發展的看法。訪問文稿同時刊登在本報。
王︰梁博士在澳門的專題講座其中一場名為「睹好澳門」，博彩娛樂業是澳門經濟發展的主要命脈，你對此有何看法？
梁︰作為一個以賭為本的城市，主要是利用人性的貪婪，從中賺取經濟利益，這點在資本主義社會尤為明顯。為了售賣更多的產品，資本主義社會不惜強調人性的貪婪，煽動人們對物質的慾望。貪婪可以是投資賺錢的動力，正如仇恨可以成為恐怖主義的動力一樣。
賭博者希望藉不勞而獲的方法，在短時間內獲得財富的增加，這明顯是貪婪的心態，與人的劣根性有關。小賭的人貪圖小利益，抱持僥倖的心理，即使輸了也不致全軍盡沒。但沉迷賭博的人就不由自主地透過這種方式圖謀大利益，以滿足內心貪婪的慾望，結果可能淪落至傾家蕩產的地步。
澳門作為以賭為本的城市，要引動人性中的貪婪和慾望，從中賺取金錢，以換取城市經濟的繁榮，但這種經濟政策必引發其他社會問題，例如人由貪婪而敗壞，造成家庭破碎、沉迷賭博，青年放棄高學位，引致學歷水平下降，青年人習慣於以賭為業，不懂其他學問與科學，引致文化低落等問題，社會有足夠的資源承擔這些後果嗎？在西方國家發展賭業的同時，也會同樣投放資源以彌補其社會代價。
王︰未來澳門將興建更多博彩娛樂中心，博彩與娛樂的結合對社會有何影響？
梁︰將博彩與娛樂結合是美國拉斯維加斯的特色，由於拉城位處沙漠，沒有文化，也缺乏吸引力。但為求生存，拉城致力發展賭業，又增建娛樂設施以吸引全家大小一起到訪，例如提供帆船海戰等大型免費娛樂節目，讓小朋友站在街外也能觀賞個中樂趣。
但孩子們在這種博彩加娛樂的耳濡目染下，自小熟習賭博環境，以為賭博是有趣開心的玩意，從而遺傳上一代的貪婪劣根性，造成下一代不學無術，及因賭而家庭破碎。賭場往往將博彩的醜惡裝飾得金碧輝煌、富娛樂性，例如扮成威尼斯、希臘、法國或歐洲小城的樣貌，讓人以為賭博是正常的娛樂活動，於是更加投入、擴展賭博行為，這種藉以人性軟弱賺取別人金錢的醜惡行徑，是沒有道德基礎的。
我認為這是一種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滲透和控制，也是對健康思想、文化的一種破壞。拉斯維加斯由於缺乏先天的條件才發展賭業，但澳門卻擁有吸引人的魅力，這裡富歐洲葡萄牙式的古城風貌，也有中西文化交往的古遠歷史──澳門的魅力在於文化，而非賭業。
王︰澳門的城市名稱，葡萄牙文的原意是「上主忠貞之城」，聽說過嗎？
梁︰若單從賭博盛行看，澳門現在可能是「上帝掩面不看之城」（一笑）。不過，另一方面，澳門還有深度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擁有全中國獨有的特色，就是葡萄牙文化在中國境內，澳門是西方最早與中國交流的城市，比香港還早。
在中國明朝時代，葡萄牙國力強盛，海運發達，遂以賄賂的方式「租借」澳門沿岸一帶，由於朝官貪污，葡方租地不斷擴充，這塊不經任何戰爭、不用任何條約而佔據的殖民地，竟在葡萄牙的手中統治了數百年，實為奇怪！
葡萄牙具有南歐風情，其文化、建築都極富特色，例如在山上興建教堂、堡壘，小徑通幽式的城市設計也異於英國式的井然有序，澳門保留了南歐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其中與宗教有關、影響中國最深的是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他稱得上中西文化的鼻祖。
利瑪竇尊重中國文化，也學習中國文化。1852年來到澳門，然後由肇慶北往南京、北京，將當時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識、最早的世界地圖、微積分、幾何學、望遠鏡、三 鏡，甚至西方樂器傳入中國。由於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高度尊重，他引進的西方知識也深受中國知識份子喜愛，彼此藉文化交流互相感通，這是中西交流史中成功的例子。
徐光啟是最受西方傳教士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又是著名的科學家，他翻譯了西方先進的數學、天文學、地理、曆法、水利等知識，提高了中國科學水平，對明末清初的思想變革，產生正面的影響和巨大的貢獻，這些都可以說是澳門在西學東漸上的成就，澳門的魅力當在其南歐情調的文化，當局應大力發展這特色 不單靠賭業吸引人。
王︰澳門過去的歷史對未來發展有何啟示？
梁︰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工作到了十八世紀初，因道明會的嫉妒而遭受破壞，清朝雍正皇帝更將耶穌會的傳教士驅逐出境，中西文化交流因此而中斷。此前，基督宗教的精神深為康熙皇帝所接受 － 他在詩中高度讚賞基督信仰，詩中不乏上帝創造宇宙、十架犧牲救世等正統基督宗教詩句，如雲︰『森森萬象眼輪中，須識由來是化工』；又雲︰『地堂久為初人閉，天路新憑聖子通』等。後因祭祖問題的爭論、道明會的告發，十八世紀初傳教士被逐至澳門，中國奉行鎖國政策，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再相會。期間，西方世界經歷了百多年的工業革命和民主發展，中國因斷絕對外交流，百年後與西方再相遇時顯得落後、愚昧，導致中國慘遭西方列強侵略，人民飽受戰禍、欺凌，這是一段重要的歷史往事。
馬禮遜是另一位對中國歷史產生影響力的傳教士，他的墓地至今仍在澳門。馬禮遜來到中國，熟讀中國歷史、經典，雖因鎖國政策而轉往馬六甲發展，並與米憐創辦首份民報《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除了宣揚基督教信仰外，亦推崇現代化制度和思想。米憐在馬六甲為印刷工人梁發洗禮，馬禮遜在澳門按立梁發成為第一位華人宣教士，梁發的傳教著作《勸世良言》影響洪秀全，洪遂成立「太平天國」實踐基督教文化中提倡的人類平等、天國在地等理念，雖然這是非正統的基督教信仰，但卻衝擊當時腐敗、落後的滿清政權，對中國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
洪仁 是太平天國領導層中對西方見識較廣的一位，他跟隨過廿多位傳教士，其中包括將中國《十三經》譯成英文的理雅各，因此他重視民主法治，所撰《資政新篇》成為中國第一本民主政治的著作。
論政治改革先驅，香港的何福堂為其中佼佼者，其子何啟（香港啟德機場就是為了紀念他）秘密資助孫中山推行革命，皆因深受傳教士的影響。
由此可見，澳門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澳門的特色在於精神文明的交流，而非金錢的交流；澳門要有深度地展現本身獨特的文化氣質，不必追求拉斯維加斯般的庸俗嫵媚。若澳門發展賭業，至少也要像歐洲蒙地卡羅那樣，追求成為有歷史古跡的文化大城。
王︰就以蒙地卡羅為例，賭業有助建設文化之都嗎？
梁︰若將蒙地卡羅與拉斯維加斯相比，我會選擇前者，因為去蒙城的人可以不賭仍有很多選擇，例如從法國沿懸崖的公路走下來，可以欣賞到美麗海景、古跡城堡，這些都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但我去拉城卻感到十分沉悶，因為我不賭博。那些荷李活電影式的娛樂十分虛假，所謂美國式的文化也缺乏歷史價值，我只好跑到附近沙漠，尋找奇特的山谷和景色。
如何運用本身獨特的文化，成為吸引遊客的名勝，這是澳門的挑戰。當然，將從賭業賺取的金錢發展文化事業固然是好，但另一面也要做好戒賭及輔導工作，做些有意義的事來彌補賭業造成的破壞，不致淪為只懂得利用人性貪婪來賺錢的非道德城市。
澳門教會任重道遠
王︰教會在這樣的城市應扮演甚麼角色？
梁︰教會的職責是讓人看見另一個精神性的層面，我們稱為靈性的空間。當人從紙醉金迷的世界進入教會時，可以感受到一個沒有自私、沒有貪婪、沒有鬥爭的世界，在這裡體驗到人性的仁愛、和諧、關懷和價值。在教會崇拜中，進一步經歷上帝的臨在、聖靈的同在，從而探索宇宙深遠的奧秘，揭發人類本性的良知，感受上帝親情的交往。當人有了與上帝交往的經歷，必然發現即使沒有博彩娛樂，人生一樣可以活得喜樂，活得健康自在。
至於那些被賭博所困、精力被吸吮貽盡而內心痛苦的人，可以透過教會發現澳門展現的不單只是一個重視博彩娛樂的平面化商業文化，而是具豐富內涵的多元化心靈空間，可以提升人類的心靈境界。總括而言，教會是一個讓人經歷上帝親情、人間仁愛、靈性內涵的場所，人有了這樣的經歷，教會就一定會增長。因此，教會可謂任重道遠，尤其是在罪惡之城，教會需要發出真理的亮光，化危機為轉機。
王︰澳門商界和政界的基督徒，需要注意甚麼？
梁︰商界講錢，政界講權，金錢和權力都是人所喜愛的，但也可以控制人；兩者若為神所用，同樣可以榮耀上帝。基督徒商人最重要的是誠信，否則愈發熱心事奉神但又完全無誠信，只會愈羞辱主名；讓人知道成功可以不靠奸詐，單靠基督恩典，依循聖靈引導。我也發現成功的商人都是樂於奉獻的，有的不僅奉獻一成，而是九成，當人愈奉獻，上帝也愈賜福，財產也愈增添。基督徒商人除了要有生命道德，也要有廣闊的胸襟、國度的眼光，這樣就會看見許多可以做又需要做的事情。
至於政治人物也是一樣，首先要明白所肩負的使命，善用本身的政治地位，積極貢獻社會，從而產生正面的影響。
王︰澳門賭業興盛，甚至有些年青基督徒也任職博彩公司，你有何看法？
梁︰基督徒投身一個行業，首先要清楚該行業是否與罪惡、與魔鬼有關，細心按照聖經的原則，耐心等候上帝的引領，然後小心作出決定。不要作一個馬馬虎虎的基督徒，只求僅僅得救，不求豐盛生命；不要單單滿足於有永生確據，更要追求稱義、成聖的蒙福生活，渴望親近上帝，立志為主而活，作一個有深度、熱心的基督徒。
平凡的生命，是不會得到上帝的賜福。從我個人的實際經歷，發現以單純的心去事奉的人必然蒙福，蒙福不一定代表很有錢，但至少不缺乏；其二，發現愈賺錢的人愈會奉獻，愈奉獻的人愈賺錢；其三，事奉者的家庭也必蒙福，夫妻有愛，子女有敬。基督徒要追求成聖的生命、蒙福的生活，在選擇職業時要尋求上帝的引領，不要只求高薪，記得我選擇第一份工作時，寧願挑選一份低薪但有意義的工作，但卻發現自己的生活並沒有因此受影響；有時好像收入減少了，但神會在其他地方補足，如我寫了不少書，其版稅即能幫補收入。最近我捐出新書及影碟的全數版稅收益，卻又多了報紙專欄及電台評論工作，收入仍是維持差不多。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在乎上帝的賜福。
梁燕城博士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乃著名哲學家、作家、政論家和思想家。一九九三年在加拿大創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出任院長和出版《文化中國》學術季刊兼主編至今。其學術成就和社會貢獻被選載入《世界名人錄》，成為一九九六年《世界最有影響的五百位領袖》及一九九九年《世紀二千位學者》之一；在港台大陸均有出版學術著作達二十多種。
梁博士對民族復興和文化繁榮具崇高的使命感，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存高度的期待和信心，一九九九年發起道德教育運動，希望給強大的中國帶來道德文化的更新與復興，播下新文化的底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