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光剖析「強國」福音工作契機

 

【特約記者陳淑安報道】近年不少香港人喜歡以「強國人」形容內地人士,除了因為中國國力發展確實很快,這個詞語亦是對內地人的一種標籤,將他們定性為霸道、不講理的人。這種催化中港兩地矛盾的論述,亦可能令本港教會忽略了中國福音事工的契機。

由「福音證主協會」主辦的「中國事工研討會2014」已於3月20日晚上舉行,主題為「『強國』形象與福音事工的出路」,由「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陳劍光博士主講,由證主副總幹事呂慶雄博士回應。

宗教發展空間其實很大

陳博士首先指出中國近年經濟發展速度驚人,在過去30年間,每年GPA增長達8%,七億人口由赤貧轉變成經濟穩定或小康,絕大部分老百姓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當一個國家突然冒起,會影響整個國際平衡,於是產生很多張力。」

事實上,在中國「富起來」的背後,亦有不少隱憂,包括60%能源依靠外國進口,其中一半來自伊朗及沙地阿拉伯,因而對兩國的安危及外交關係特別緊張。另外,亞太地區的海權、南北韓關係、美日聯盟帶來的威脅等等,亦是中國外交上的難題。內政方面,中國亦背負環境污染問題、地方與中央政府的矛盾、通脹及經濟泡沫危機、藏維獨立的呼聲,甚至是突如其來的天災。

由於中國需要處理許多潛在問題,故在領導人眼中,最重要是維持國家安全、穩定,宗教問題被視為最小議題。政府傾向將宗教先成「軟實力」的一部分,例如以佛教、道教代表中國文化向外輸出。領導人期望宗教有助於國家平穩安定、慈善調和、扶政抗滲、統戰連台。因此,對中國福音事工有負擔的基督徒,必須留意國內的宗教問題不能抽離社會處景,且非獨立於政府,而政府亦會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只會從大政策看宗教,而非從宗教本身去看。「中國政府讓人有信仰自由,但只限於個人行為。」

中國跟其他大部分東方國家一樣,認為權利是國家給予的,而非與生俱來的。政府對宗教實行有限度、規範,就是只要不影響社會、政治,就讓人民參與。同時,中國允許多元宗教共存,非只有一個獨大的宗教,而基督教只是其中一元,其他外來宗教如摩門教、猶太教等,亦默許進入。對宗教發展,中國傾向讓宗教團體由「地下」轉為「地上」,給予較大空間,亦鼓勵本土宗教。

「中國有很多灰色地帶,在維穩的大前提下,做任何不影響社會穩定的,政府都不會理會,但只要做了些事情令社會不穩,就可以用很多法律來克制。」在此情況下,宗教發展的空間其實很大。國內基督教有很多地方,可以跟香港教會合作,例如中國教會以往比較保守,少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現在有更多資源,可以借助香港的經驗發展社會服務。

香港須接受角色轉變

陳博士同時指,香港教會無明顯增長之餘,本身已有許多問題要處理,包括自身的發展方向、時局回應、人口轉化等等,教會內部在性傾向歧視立法、政教關係等議題上都未能和睦地達到共識,甚至連資源都越來越缺乏。因此,香港教會必須重新檢視自己在中國福音工作上的角色,找出新契機、新定位,接受香港由嚮導的角色,逐漸變成中國與外地的橋樑,再變成中外交流的平台,最後成了受助的一方。「我們千萬不要倒模式的幫助,亦不要使別人產生倚賴。」相反,香港教會可將自己重新定位成僕人,以合作、學習的態度與內地教會接觸。

此外,中港融合亦會帶來新的福音契機,如雙非學童、自由行旅客、新來港專才等等。「這是不可迴避的事實,而且這現象會越來越多,因此在中港融合過程中,不可再分你我,而是一個新的個體。」他表示,每年有五、六千萬人來港旅遊,超過百分之八十都是內地人,可以讓教會自由接觸及傳福音。

可惜,教會寧可在緊張懼怕中進入內地,卻不理會已到了自己「門口」的人,還想「趕」他們回去。「『雙非』既成為香港一分子,為何不早早向他們植入良好價值觀,不由基督徒營辦一些『雙非』宿舍?不好好去教育他們?他們將來正是香港一部分,也是中國一部分,將會影響中國。」他提醒,香港信徒不要將中國事工想得太遠,因為香港正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宣教必須有施洗約翰的心腸,歡喜看見「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甘心情願建立別人,以至對方比自己更「強」。

呂慶雄︰香港為神學教育質素把關

呂慶雄博士回應說,從城市宣教角度去看,香港是個人口集中、多元文化的地方。「香港的神學院,已有不少講普通話的學生就讀。」香港可以是很多新事工的實驗場所,一些成功的經驗,可以再加以包裝,輸出到外國不同地方。再者,香港仍然可以成為國內與外國的溝通橋樑,比如從美國媒體觀看內地消息,會有所偏重,同樣從內地媒體觀看美國消息,亦有某既有的角度,只有香港的資訊比較全面。

「這個城市的資源,無論多少也是比較集中的。」在這七百萬人口的城市中,神學院的數目等如整個中國的數目,而且師資水平也比較高。「資源不一定是『錢』,亦可以是人才和經驗。」香港其中一件可以做好的事,就是在神學教育質素上把關。

無論如何,香港在中國事工上,要抱有僕人的心志。「正因為『強國』的形象出現,以及中國的發展,讓香港反思自己不過是僕人。」呂博士認為,這正是香港教會反省的機會,明白宣教本身最重要的是成就當地的人、當地事工,而不是宗派的殖民主義,更不是自己的延伸。「使徒行傳是宣教歷史的第一章,當中完全沒有計劃……是聖靈在催逼教會,像馬其頓的異象,並非保羅原有計劃,但神說沒有計劃就是最好的計劃……人的計劃不是最好,只需察看神在這歷史時代中,有甚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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