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本土历史,重寻教会使命

 
 

马礼逊誊本(斯隆抄本)
 

清朝时代缠脚鞋仿制品
 

刘绍麟
 

历史向来是香港教会的冷门课题,但由于庆祝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以历史为题的研讨会、聚会和展览今年接二连三举行。继四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马礼逊入华宣教二百年历史图片展”,八月底将有规模更大的“圣道东来”圣经事工展览,八月廿九日至九月九日在香港大会堂低座一楼举行。

中港教会领袖主持“开卷仪式”

是次展览由香港圣经公会主办、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协办。主办机构为纪念马礼逊一八零七年九月初首度踏足中国澳门,特别举行“开卷仪式”,主礼人有行政长官曾荫权,出席嘉宾有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牧师、圣公会港澳教省主教长邝保罗大主教、天主教香港区主教陈日君枢机、中国两会副主席邓福村牧师、戴德生第四代子孙戴绍曾牧师等。香港圣经公会董事会主席苏以葆主教和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副主席区玉君牧师将代表主办及协办机构主持仪式。

展品具百年以上历史

据香港圣经公会解释,展览名称“圣道东来”源自王元深1899年的著作《圣道东来考》,述说西教士来华历史。是次展览以中国香港基督教200年集体回忆为主线,透过珍藏展品、图片展板、见证影片,让公众人士认识二百年来基督教对中国和香港作出的贡献。展览内容主要分三部分︰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及对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香港医疗、教育和社会的影响,并圣经应用在今日香港处境。

今次展览的展品十分珍贵,有赖各方人士慷慨借出。展品计有1823年马礼逊译本之《神天圣书》、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珍藏的圣经羊皮古卷、郭士立牧师1841年在香港调配宣教工作的日程纪录、戴德生家传的油画和有戴德生手写祷文的常用圣经,以及各界与圣经公会通信的信封信函,包括剑桥七杰其中一些人物的信函信封等。(4008 清朝时代缠脚鞋仿制品)趣味性展品有细小的缠脚鞋,以例子说明基督教推动天足运动,令妇女免受扎脚之苦。展板也细述基督徒办学、济贫、反对蓄婢、关注民生等事迹,表达出教会和信徒在移风易俗上的深远贡献。

名人见证本土教会历史

主办机构为是次展览制作影片和特刊,访问了五十多位教会及社会知名人士,他们都是深受宣教士或华人忠信先贤影响的基督徒,包括滕近辉牧师、李清词牧师、郑汉钧博士、彭孝廉博士、陈思堂医生、沈祖尧教授、陈念聪医生、余妙云等。展览不但造就信徒,也提供信徒向朋友布道的机会,让更多人认识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明白圣经也是向现代人说话,能助人更新生命,也能改善社会的景况。

挑战基督徒影响社会

香港圣经公会总干事梁林天慧表示︰“我们希望展览可以挑战年轻一代,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像那些历史人物般影响社会。”她认为香港社会近年忙于维持经济发展,却淡化生命质素的重要,但回顾历史,我们可重新发现什么是上帝喜悦的生命特质和社会景况。她又说︰“这个时代的人较专注个人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事缺乏热忱,因此难于相信自己对世界可以有影响力,有时显得充满无能感。活在自己的圈子已感到乏力,更遑论要顾及其他人和整体社会的需要。但推己及人正是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四节的教导。正因现况如此,培育历史感更显重要,让一个人能认同他的时代,就有机会学效基督,也像先贤先信傚法主一样,舍身为上帝、为人、为时代作出贡献。”

从历史确立身份和使命

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导师刘绍麟认为,香港教会普遍上不重视自身历史,因此也没好好保存历史古迹和文献。历史悠久的教会或机构要忆述自身历史时(可能为出版周年特刊),也只是着重报道光辉事迹,却很少会思考有关历史事件对本身有什么意义。历史对个人和教会十分重要,我认识自己的历史、历史与自己的关系,方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与使命。

“就算在神学院,教会历史研究也只是边缘学科,而且大都忽略了香港本土的教会历史,课程以西方教会史为主。”他认为这反映过去百多年来殖民地主义对香港人的影响,我们对本土历史提不起兴趣。他也指出,历史感薄弱是香港社会整体现象,教会是社会一分子,出现同样现象,不过是反映香港的精神面貌。

他引述神学家兼香港史和教会史权威施其乐(Carl T. Smith)的说话︰面临九七问题,如果教会更早研究香港历史,就不会对未来惶恐不安。他解释说,当人确定自己的身份,对未来就有信心和把握。相反的话,正如今日香港教会出现的现象,由于身份不清楚,不加思索和反省下,不断吸收新事物。当时有什么新兴事物,就一窝蜂去采用,一两年后又转去另一个新兴事物,兜兜转转,没有自己的路向。

“缺乏历史感,不确定身份,人就会被本能性的恐惧拉着周围走。”他认为这种教会现象愈来愈普遍,令人忧心。

他举例子说明反思历史的重要。一家教会出现一潭死水的情况,往往不会勇于面对过去,从历史找出问题根源,而是急于解决问题,以为增加新器材、新事工,就可以起死回生。其实问题仍然存在,有时需要向后走,反思过去,之后才懂如何向前走。

有关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他认为可以从几方面思考这二百年的教会历史,例如反思宣教对我们的意义、宣教士与政权的关系、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当时中国人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呢?这值得深思,但华人教会似乎仍然不愿面对其中一些问题,或反省未够深入。

刘绍麟曾任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特别关注历史和社会文化,研究成果有《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1842至1866年的香港基督教会史》、《中华基督教合一堂百年史》、《古树英华︰英华书院历史》,近年著作有《香港的殖民地幽灵》。

(撰文︰黄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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