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唐裝的戴德生 |
 年青時的戴德生 |
 戴德生與元配Maria Jane Dyer |
 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時的戴德生 |
 戴德生續絃妻子Jane Elizabeth Faulding |
 1866年隨戴德生到中國的16位宣教士 |
 1885年的戴德生 |
 1893年的戴德生 |
黃濠光
在馬禮遜逝世前兩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英國約克郡誕生了，那天是1832年五月廿一日，二十二年後的三月一日，戴德生到達上海，開始他長達51年在中國的服侍。
受麥都思和郭實臘影響
從戴德生的曾祖父到他父親，三代都是循道會的會友。他父親是個藥劑師和牧師，在他小時候已把他奉獻做宣教士，只是沒有告訴他，直至他長大蒙召後。十七歲那年，戴德生讀了福音單張而悔改，年底讀了麥都思的《中國》後便蒙召要到中國宣教。他開始學醫，並修讀中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1851年，戴德生到倫敦最髒亂的地區傳道，操練信心。1853年，英國宣教士們因著太平天國的戰爭，以為中國會全面向基督教開放，加上郭實臘回英，在各地講到在中國宣教的機會，並成立了中國佈道會（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由於倫敦傳道會拒絕了戴德生的申請，他就轉投中國佈道會，未畢業便於1853年九月十九日起程前來中國。
沒有人知道他來中國，戴德生老遠從英國來到上海，沒有人接船，沒有住處。陌生地方，語言不通，不只如此，太平軍正進攻上海，城外正在兵荒馬亂。戴德生向英國領事問及幾位西方宣教士，最後知道麥都思的地址，就住在他那裡。
宣教非去中國化 乃是基督化
戴德生並沒有從中國佈道會得到任何指引，也沒有甚麼宣教策略，差會更沒有替他開路，連本身的經濟有時也感拮。戴德生只有自訂規矩，他想出其中一個規矩，就是穿著要像中國人，令其他英國宣教士頗為側目。戴德生認為穿唐裝是必須的，為要住在華人當中，保持溝通無阻，克服偏見，贏得尊重和信任，給華人信徒留下榜樣。這不只在服飾上，也要在生活習慣上。他覺得禮拜堂的西式建築，連帶其外國的宗教氣氛，足以阻礙真理在中國人之中的傳播。基督教為何要有西方色彩，神的話語沒有這樣規定。他認為宣教的目的不是去中國化，乃是要基督化。
宣教士是隨著商人和軍人進入中國的，連馬禮遜也要受雇於東印度公司做翻譯，這種裙帶關係很難分開。1858年及1860年先後兩次的英法聯軍之役，清廷戰敗，簽定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條約中亦有傳教條款，准許宣教士進入內地，租買田地，建立教堂。事實擺在眼前，古老的中國正受到歐洲船堅炮利的凌辱，而歐洲人又把基督教帶入中國。中國正被「基督教」的英帝國變為殖民地。
戴德生正面對這樣的時局，不平等條約開了宣教的門，卻封閉了中國人的心。他希望依從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會破除殖民主義的思維。戴德生於頭六年在上海、汕頭和寧波工作，學習語言，翻譯聖經，甚至承辦醫院。期間他脫離中國佈道會，成為獨立的宣教士。
結婚成家 成立內地會
戴德生於1858年在寧波與戴爾牧師的女兒馬利亞（Maria Jane Dyer）結婚。戴爾（Samuel Dyer）是倫敦傳道會派往馬六甲的宣教士，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傳道，直至1843年才來中國，預算往福州宣教。他首先到香港參加倫敦傳道會的會議，怎知不久便和馬儒翰一樣患病，在澳門病故，葬在馬禮遜和馬儒翰旁邊。他的妻子後來改嫁，三年後也在檳城逝世，遺下三名孤兒。戴爾的女兒繼承父親的遺志，往中國宣教，在寧波Mary Ann Aldersey女宣教士主理的女子學校服侍。戴德生就在寧波邂逅馬利亞。二人成婚後，先後誕下八名子女。
戴德生於1860年回英國前，寫信給他妹妹戴賀美（Amelia）說︰「假如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從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戴德生在英國調理身體，同時分享中國宣教異象。他於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不用一年便招募了廿四位新宣教士。戴德生從不募款，同工沒有固定薪水，只有大家平均分配。戴德生的名言如此說︰「神的工作按神的方式去做，就不會缺少神的供應。」內地會接納的宣教士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宗派，也有單身及已婚的女宣教士，戴德生規定他們都要穿唐裝，在當時來說是頗為激進的。
揚州教案 殃及內地會
1866年有十六位宣教士隨戴德生去中國，進入內地宣教。兩年後，戴德生在揚州開拓福音事工，但當地排外情緒高漲，發生了著名的「揚州教案」。教案起因是由於惡意的謠言引起的，說傳教士（天主教傳教士比內地會早到揚州）收集嬰兒，用他們的肢體和器官製藥。其實是傳教士常常出於愛心收容孤兒和棄嬰，而那些孤兒和棄嬰有很多本已身體虛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死亡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兒院裡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由於對外國人的偏見，就認定他們在虐殺嬰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緒很重的士紳和官員的慫恿，便發生了暴民圍攻內地會駐當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傷。戴德生一直求助於揚州知府，沒有向英領事求救，但由於有外國人受到攻擊，引來英國軍艦的介入。此次暴亂，內地會雖有損失，但戴德生不要賠償。年底戴德生重臨揚州，多人歸主。
中年喪偶 翌年續絃
揚州教案發生時，暴徒火燒戴德生的住宅，戴師母跳樓逃生。經此重創，身體一直衰弱。1870年七月，師母再誕下一子，由於缺奶水而於兩周後夭折，師母亦於數日後患肺病離世。戴德生38歲中年喪妻，打擊沉重，健康日差，不得已回英休息。翌年年底再婚，妻士是內地會女宣教士福亭珍妮（Jane Elizabeth Faulding），她自1866年已在中國服侍。一年後他們回到中國，但兩年後戴德生在內河船上跌了一交，傷及脊椎，要回倫敦休養。臥床期間，戴德生寫作，呼籲招收十八位新同工，結果1876年回中國時，就有十八位新宣教士同行。在英國期間，戴德生影響了劍橋板球員Charles Studd，他是劍橋七傑的成員之一，日後前往中國宣教。
中國內地會發展成了最大的差會，到1881年已有一百位宣教士，到戴德生於1905年離世時，已有205個宣教點，849位宣教士，中國信徒約有十二萬五千人。
拳匪之亂 拒絕賠償
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時，中國內地會也損失慘重，有58名宣教士殉道，還有21名兒童被殺。戴德生當時在瑞士養病，消息令他悲痛莫名。八國聯軍打敗清廷，定下北京條約，設立庚子賠款，其中有賠給內地會的，但內地會拒絕賠償。此舉不只感動了中國人，也受到英國外交部的稱許，著令北京英使館捐二百英鎊給內地會。內地會的犧牲比外交條約更易打開了中國人的心，戴德生也因而名垂青史。
事奉主到最後一天
戴德生晚年健康日差，與妻子在瑞士休養。他於1902年十一月交棒給何斯德（D. E. Hoste），由他帶領內地會。兩年後，妻子患癌病逝，戴德生於1905年回到中國。這是他第十一次進入中國，也是最後一次。他造訪揚州和鎮江等城市，於六月三日在長沙。他上午講道，下午參加茶會，之後回房躺在床上閱讀信函。他突然喘了幾口氣便停止呼吸，安息主懷。按他的遺願，葬於鎮江元配與四個夭折兒女的墓旁。該墓於文化大革命被毀，但墓的石碑卻留在博物館倉庫中，戴德生後人戴紹曾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II）找回墓的石碑，於1999年重新豎立。2003年十二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戴德生的自傳《帶著愛來中國》。前年為戴德生逝世一百週年，鎮江福音堂內設有戴德生紀念堂，及立碑記念。
世世代代事主愛華人
戴德生的後人都在服侍華人，第二代是戴存仁，第三代是戴永冕，第四代是戴紹曾，第五代是戴繼宗。戴繼宗娶了一位台灣姊妹柯悅敏為妻，是戴氏家族內第一位華人，已誕下第六代的兒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