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经过7年的牢狱之灾，我终于获释，回到了久别的家。母亲、妻子和儿子在村外迎接。孩子在我走时仅半岁，现已长高，满七岁了。我的邻居田五伯是个刚直的人，但与我家有很大的怨结。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抓了田五伯，而我当时是造反司令。田五伯误以为那是我的命令，于是两家关系更紧张，水火不容。后来我接受改造的时候，田五伯也会指桑骂槐，大力讥笑。
当得知我马上就要刑满释放了，他非常恐慌，生怕我回去会疯狂报复他。这事后来传到我耳中，我自然十分重视。文革时我确实有愧于田五伯，因为当他遭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去保护他，而我当时是有此权力的，所以我必须到田五伯家当面认罪，请求他的谅解和饶恕。
1980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在中国人的眼中如同西方的圣诞节一样重要。我备上厚礼去见田五伯，当面向他认罪道歉。起初田五伯还怀疑我的诚意，但当他看到我的礼物及我真诚的眼泪之后，他失声哭了，反过来向我认罪，承认他的不是之处。后来我们就这样谈到了耶稣，田五伯的灵被主叫醒，当场痛哭，表示坚信耶稣，大有信主恨晚之意。他的大儿子、儿媳、三个孙子全都归向了主。
1980年时，我的故乡共有八万人。在众同工殷勤辛劳的工作下，基督徒增长很快，不是一个一个的信，而是一村一村的信，一批一批的归主。教会人数急速增长，出现了许多福音村。山坡上，路途上，到处是歌声，家中、山头、河边、树下都是祷告的祭坛。会众像烧着的火把，传到哪里烧到哪里。信仰的疆界天天扩大，外邦的范围逐渐减小，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连男带女甚多。村里超过半数人相信耶稣的，就成为福音村。不管国家政策多么严厉，我们一到福音村，就好像到了“解放区”，可以放瞻尽情地欢呼歌唱。
这团火从我的家乡发起，后来蔓延到整个方城，然后到南阳及河南各地，为之后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的复兴是普遍的、深入的，各地的教会借着这次的复兴，都被点燃起来了。人们的爱心、热心、信心倍增，大家都觉得主快回来了，要准备好一切。
除了本镇教会的工作外，每个礼拜五，我必须到距我家12里路的桃桂帕村去聚会。有一天下起大雨，因会众都是山里人，道路变得十分难走，所以应该无人会去聚会。但主给我一个意念:“你领羊群前行，必须作好别人的表率。”我就毅然披上了雨衣，冒大雨而去。那天晚上应是五百人的聚会，因为下雨只有一位弟兄去了，连我共两人。谁知人少恩典却不少，我讲他听，我祷告他阿们，圣灵也大大地动工。那位弟兄心里火热，于是第二天走遍各家各户， 传讲昨晚神同在的大能，后来那个礼拜五晚的聚会，就变成风雨无阻的聚会了。
当时我负责的其中一个聚会点有500位信徒，我要求所有信徒不能只是蒙了恩典就万事大吉，而是要蒙召做主的圣工。我更劝勉、呼召他们作传道人。他们都是山里人，不会讲道，我便要求他们当中放牛放羊的，对着大山讲道，对着牛羊讲道；种田的，对着禾苗庄稼讲道；放蚕的，把蚕放在山坡上，对着蚕讲道，对着树林讲道。没有对象，就自己演讲，讲著讲著就成为传道人、宣教士了。
他们就这样不断反复练习，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 这种有趣且富创意的方法非常有效果，在后来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成了传道人。而且这些农民传道人，不但在家乡服事，还被打发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教会都是他们结的福音果子，以及牧养的成果。他们为主，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做出美好的贡献。
张荣亮是中国教会最黑暗时期的福音拓荒者，其创办的华人归主教会（前称方城教会）是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之一，他走过如同在炉火中行走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家庭教会从火中出来的血泪史。本专栏节录自其自传——《火炼的使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