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的普珥节 -【火炼的使徒】专栏

1976年1月,我因反革命政治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被送到河南省西华县五二农场劳动改造,那年我刚满25岁。劳改队生活条件恶劣,病痛没有医药治疗,农活又重又累,整天饿著肚子工作。犯人在改造中就算会病死,也不许保外就医,于是犯人的坟墓成为另一道“风景”。

当时我得了肠炎,病得非常重,每天至少拉肚子七、八次,狱中也不给药治疗。这样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以致我四肢无力,骨瘦如柴,心想自己十之八九要葬在这里了,心里非常绝望。我的病愈来愈严重,干活远远被甩在后面。一天,主管我的张队长亲切地对我说:“张荣亮,我也信你的主。这是我妻子听说你的病情之后,给你买的几种药,以后你有难处就找我,但不要告诉别人,请帮我保密。”我接过药,激动得泪水不住流。张队长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门徒,不断来帮助我,送药送食,不久后我的病就痊愈了。

1977年春季的某一天,狱警叫我们其中一些犯人去苹果园拉树枝到打谷场,他们把我一人留在千亩的苹果园,因为狱警知道我的品格为人,对我很放心。我向主祷告:“主啊,三年半我的膝盖没有挨过地,祷告只能是默想,从不敢出声。今天, 我要尽情向你欢呼。”我感到多么新鲜和亲切,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在看守所时,政府知道基督徒跪地就是祷告,所以跪下来是不得了的事。即使晚上也不能跪,都有人监视。我当时就跪在苹果园中,迫切求主帮我换环境,从劳改院搬到院外居住,一个人一间房子,无人监视,可以唱诗祷告读经。

祷告后,当天晚上神就给我一个异象:狱警带我去养猪场,但是没有拿钥匙,门无法打开。我醒了,深知是我祷告不够,因为祷告就是钥匙。第二天我便禁食祷告说:“主啊,可怜我,我已三年半没有跪下祷告了,我多想能有个地方跪下敬拜祢!”主听见我的祷告。那天晚上10点,大院内的人都睡了,刘队长进到大院,将我叫醒,轻声告诉我说:“你明天搬出去喂猪,但要保密。”那天晚上我再没有阖眼,深知主是听祷告的主。

1977年搬出去后,我自由多了。白天在猪场养猪,夜间可以下乡传道。那时我接触到西华县农村传道人。他骑着破烂的自行车,隔几天就来养猪场找我。他白天通知信徒,晚上便带我去聚会讲道,讲完道再把我送回来。参加聚会的一般都是本村信徒,人数并不是很多,大约有二、三十人。那时一般都是晚上9点开始聚会,除了讲道外,大家还在一起唱歌,都不愿散去。你唱一首,我唱一首,在那个不自由的情况下,能够在一起团契,就是个难得的机会,大家非常珍惜。聚会时,圣灵一动工,常常到黎明时分才停。

1974年,四人帮江青被人问道:“中国还有多少基督徒?”那时江青果断地回答:“再过两年,我就会把中国的基督教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中国信徒听到这话,无不震惊惧怕,全国信徒不约而同禁食哭泣,似乎有生存不下去、活不成的感觉。家家户户关门祈求,不分白天黑夜。每个人都觉得,再过两年到1976年,不是基督徒全死去,就是有神的大能作为出现。

1976年是死亡与中国教会擦肩而过的一年,也是教会化险为夷的一年。正当中国的文革向深处发展,中国教会进入被整治、消灭、铲除的关键时刻,四人帮被推翻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此终止。江青被判死刑,后来在保外就医时悬梁上吊,中国信徒没被关进博物馆。这与哈曼要钉死人,结果自己反被钉在自己所造的木架上,没什么两样。

中国教会躲过了死亡一劫,哭着走过死亡的一夜。 这天是中国教会的普珥节,如同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中国教会何尝不是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转哭为笑、转死为活呢?这就是中国教会的见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张荣亮是中国教会最黑暗时期的福音拓荒者,其创办的华人归主教会(前称方城教会)是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之一,他走过如同在炉火中行走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家庭教会从火中出来的血泪史。本专栏节录自其自传——《火炼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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