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一年，我看到希伯来书10章25节记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想，没有聚会是不合圣经的。我当时虽然才17岁，但主却给我很大的信心和胆量。与母亲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家里开始聚会。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许多弟兄姊妹劝我别往钉子上碰，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教会成立了，但村民都不敢来我家参与聚会，于是我决定和母亲两人在家里坚持主日聚会。我们母子二人就在一块儿读经祷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聚会，但主仍在我们中间。 到了下半年，我们有5个人在一块儿聚会敬拜。1968年增加到13人，大家情投意合，彼此相爱，把这个聚会看得很重要。我们聚在一起时，不会讲什么长篇大论，只是读几节圣经，唱几首灵歌， 一同祷告，一同哭泣，就是一种享受。若不是因为怕天亮后被人发现，即使整夜聚会也没有倦意，谁都不愿意离去。那些年日的聚会，真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感受。
1968年，文革愈来愈炽热，为了安全的缘故，我家的聚会转移到离我家约300公尺的山洞中，那是中原的第一所教堂，也是华人归主教会具有历史意义的产业。洞不太大，也不太深，可容下10来个人。洞在丛林中，无人发现。我们在里面唱诗，外面听不到声音，我们在那里高声赞美主，它就成为让人得以释放的地方。每个主日晚上，我们都到山洞去。洞虽小，主的同在却很大，不少人在那里重生得救，更多人在那里与主相遇。那山洞成为人间天堂。
1980年后，人们停止在山洞聚会，但那里孕育出来的人才正在神的禾场上撒种收割。这个简单的教堂已成为历史，但人们很珍视那段岁月的见证及生活。直到今天，还是有人要到山洞教堂，体验当年信徒的卓绝生活。那地方还在激励不少信徒为主献身，努力工作。山洞教堂不只是华人归主教会的遗产，更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段记忆，今天它虽然已经停止使用，但它的影响及魅力仍不减当年。
1968年冬天，在一个零下10多度的寒冷日子，神仆张世选带我到一个位于山腰的河塘，奉主名为我施洗。当时河塘已冰封，有位弟兄用木棒把冰砸破后， 我就下去受洗。那时一点儿都不觉得冷，反倒浑身发热。受洗之后，无比欢喜快乐，充满了新生的感觉，觉得天开了，心开了，灵开了，生命也开了，好像是一个新天新地。
从那天起，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要在属灵的追求及爱主方面登上新的台阶，我开始传福音结果子。我先回到我的出生地，我重生得救的村庄，找到我的同龄好友，以及血缘较近的同族兄弟姊妹，一同传扬主耶稣的十架救恩。 那年为主结了不少果子，在我的亲族中不少人悔改归主。
1967年的时候，因缘际会我被人硬推上造反派司令的位置，从此离别高山的牧场和熟悉的羊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人们议论说这是因祸得福啊！当时我想，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一，当造反司令不能犯罪，做事要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第二，可以保护基督徒不受批斗游街的冲击，可保护圣经不被抄走或扔入火堆。
感谢神，在我负责管辖的36个村子里，没有批斗过信徒。仅有几次因非法之徒私自抄家抄出3本圣经，但在他们交给我后，我都一一送回本人手中。信主家的子弟在政治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没有一本圣经在我所管辖的区内被毁。
鉴于我对国家的忠诚，对工作的积极，并且克己奉公，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上层机构经研究，决定邀请我成为党员，并任大队副支部书记及民兵营长一职。1970年7月1日，我在红旗下宣誓就职，也不知道信主是不准许入党和当干部的。那时我是一个跟随党认真工作的基层干部，直到1976年1月18日，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获判刑七年。
张荣亮是中国教会最黑暗时期的福音拓荒者，其创办的华人归主教会（前称方城教会）是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之一，他走过如同在炉火中行走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家庭教会从火中出来的血泪史。本专栏节录自其自传——《火炼的使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