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洞教会 信徒的摇篮 -【火炼的使徒】专栏

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一年,我看到希伯来书10章25节记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想,没有聚会是不合圣经的。我当时虽然才17岁,但主却给我很大的信心和胆量。与母亲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家里开始聚会。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许多弟兄姊妹劝我别往钉子上碰,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教会成立了,但村民都不敢来我家参与聚会,于是我决定和母亲两人在家里坚持主日聚会。我们母子二人就在一块儿读经祷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聚会,但主仍在我们中间。 到了下半年,我们有5个人在一块儿聚会敬拜。1968年增加到13人,大家情投意合,彼此相爱,把这个聚会看得很重要。我们聚在一起时,不会讲什么长篇大论,只是读几节圣经,唱几首灵歌, 一同祷告,一同哭泣,就是一种享受。若不是因为怕天亮后被人发现,即使整夜聚会也没有倦意,谁都不愿意离去。那些年日的聚会,真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感受。

1968年,文革愈来愈炽热,为了安全的缘故,我家的聚会转移到离我家约300公尺的山洞中,那是中原的第一所教堂,也是华人归主教会具有历史意义的产业。洞不太大,也不太深,可容下10来个人。洞在丛林中,无人发现。我们在里面唱诗,外面听不到声音,我们在那里高声赞美主,它就成为让人得以释放的地方。每个主日晚上,我们都到山洞去。洞虽小,主的同在却很大,不少人在那里重生得救,更多人在那里与主相遇。那山洞成为人间天堂。

1980年后,人们停止在山洞聚会,但那里孕育出来的人才正在神的禾场上撒种收割。这个简单的教堂已成为历史,但人们很珍视那段岁月的见证及生活。直到今天,还是有人要到山洞教堂,体验当年信徒的卓绝生活。那地方还在激励不少信徒为主献身,努力工作。山洞教堂不只是华人归主教会的遗产,更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段记忆,今天它虽然已经停止使用,但它的影响及魅力仍不减当年。

1968年冬天,在一个零下10多度的寒冷日子,神仆张世选带我到一个位于山腰的河塘,奉主名为我施洗。当时河塘已冰封,有位弟兄用木棒把冰砸破后, 我就下去受洗。那时一点儿都不觉得冷,反倒浑身发热。受洗之后,无比欢喜快乐,充满了新生的感觉,觉得天开了,心开了,灵开了,生命也开了,好像是一个新天新地。

从那天起,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要在属灵的追求及爱主方面登上新的台阶,我开始传福音结果子。我先回到我的出生地,我重生得救的村庄,找到我的同龄好友,以及血缘较近的同族兄弟姊妹,一同传扬主耶稣的十架救恩。 那年为主结了不少果子,在我的亲族中不少人悔改归主。

1967年的时候,因缘际会我被人硬推上造反派司令的位置,从此离别高山的牧场和熟悉的羊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人们议论说这是因祸得福啊!当时我想,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一,当造反司令不能犯罪,做事要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第二,可以保护基督徒不受批斗游街的冲击,可保护圣经不被抄走或扔入火堆。

感谢神,在我负责管辖的36个村子里,没有批斗过信徒。仅有几次因非法之徒私自抄家抄出3本圣经,但在他们交给我后,我都一一送回本人手中。信主家的子弟在政治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没有一本圣经在我所管辖的区内被毁。

鉴于我对国家的忠诚,对工作的积极,并且克己奉公,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上层机构经研究,决定邀请我成为党员,并任大队副支部书记及民兵营长一职。1970年7月1日,我在红旗下宣誓就职,也不知道信主是不准许入党和当干部的。那时我是一个跟随党认真工作的基层干部,直到1976年1月18日,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获判刑七年。

 

 


张荣亮是中国教会最黑暗时期的福音拓荒者,其创办的华人归主教会(前称方城教会)是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之一,他走过如同在炉火中行走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家庭教会从火中出来的血泪史。本专栏节录自其自传——《火炼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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