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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歷史始於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首位宣教士來港,到1866年聖公會聖士提反堂的建立,這段時間是宣教士在香港尋找發展道路的階段,逐漸形成一條發展香港事工的路線。

認識這段時期的香港教會歷史,能增進我們對香港教會的了解,傳教士在一個半世紀前經歷的這個摸索階段,當中的經驗對後世是很有意義和參考價值的。

支援中國宣教的基地

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為進入中國的宣教士提供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支援中心。一旦內地情況出現危險,宣教士被迫離開,還能在香港得到照應。

差會在香港辦訓練學院以期訓練服務全國的華人宣教師和辦印務等。例如倫敦會的英華書院、聖公會的聖保羅書院。

在1840年代尾,倫敦會向內地宣教直到1856年亞羅船事件,倫敦會宣教士回港避難,因而重新繼續在港宣教事工。

 

海外與國內華人的中介站

早期宣教士從南洋各站帶同華人助理來港開展工作,倫敦會的何福堂、浸信會的郭向和聖公會的羅心源均有海外生活經歷。

浸信會透過鄉里和語言群體的網絡,建立潮州——香港——南洋的網絡。

倫敦會透過香港作為華工出洋港口之便,差派青年基督徒往澳洲和美洲的華人社群宣教。

幾個差會都將香港站視為廣東/華南事工的一個組成部分。

 

放眼鄉村 建立方言聚會

宣教士入鄉村開展宣教工作的原因:鄉村民風純樸,語言統一,亦容易招聚民眾聽福音信息。

美國浸信會差會在港潮語事工:浸信會差會在曼谷已開展潮語事工,宣教士有一定的潮語基礎,宣教士鄰為仁認為當時香港在市區、鄉村和船家很多潮洲人群體,令浸信會差會開展在港潮語事工。

1846年,巴色會與巴勉會派遣4位牧師到達香港宣教,邊學習不同方言,邊到各鄉村佈道,隨後成為崇真會和禮賢會的開山祖,分別專向廣府人和客家人傳道。

 

城市佈道使教會紮根

倫敦會是首個在香港城市建立華人教會的差會。其骨幹成員多是受過差會教育後成為商人和知識份子的人。倫敦會在城市凝聚了一個商業、專業階層的信徒群體,以致教會能在香港城市紮根。

1844年,倫敦會建立下市場堂,除了有教會講道,亦以俗稱「講街書」方式在街上招聚民眾講福音故事。在1860年代,倫敦會已在城市建立三間座堂,受浸人數共119人。在教會發展方面,已在1849年有華人長老,甚至華人教會可以自資差遣宣教師到內地宣教,後來發展為道濟會,也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前身。

 

教育英才 傳揚福音

對於差會來說,辦學不僅建立與華人社會的接觸點以向學生傳教,還希望透過教育向中國引入西方知識,訓練華人宣教師,為長遠的中國宣教事工作基礎。

1842年,馬禮遜教育協會將學校從澳門遷往香港,純以推動教育事業,傳授西方知識,以「啟蒙」中國人為目標。

1843年,倫敦會把位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到香港,承傳「傳揚基督教」及「溝通中西文化」的辦學旨意,開辦中小學課程,並提供專上教育,華人學費完全由倫敦會支付。

1849年,聖公會創立聖保羅書院,該校於1840至1880年間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搖籃,眾多著名中外知識份子曾任教、就讀及寓居於書院。

 

醫療服務 接觸鄉民

倫敦會宣教士合信醫生在灣仔建立醫院,藉醫療服務向華人發放福音訊息。

醫院早上提供廣府話聚會,晚上則有潮語聚會。合信醫生主張「以醫院作為向病人傳揚福音的輔助」,赫什伯格醫生亦在下市場堂應診。

資料來源:《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劉紹麟,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教會掌故》,李志剛,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