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放大

香港教会历史始于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首位宣教士来港,到1866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的建立,这段时间是宣教士在香港寻找发展道路的阶段,逐渐形成一条发展香港事工的路线。

认识这段时期的香港教会历史,能增进我们对香港教会的了解,传教士在一个半世纪前经历的这个摸索阶段,当中的经验对后世是很有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支援中国宣教的基地

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为进入中国的宣教士提供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支援中心。一旦内地情况出现危险,宣教士被迫离开,还能在香港得到照应。

差会在香港办训练学院以期训练服务全国的华人宣教师和办印务等。例如伦敦会的英华书院、圣公会的圣保罗书院。

在1840年代尾,伦敦会向内地宣教直到1856年亚罗船事件,伦敦会宣教士回港避难,因而重新继续在港宣教事工。

 

海外与国内华人的中介站

早期宣教士从南洋各站带同华人助理来港开展工作,伦敦会的何福堂、浸信会的郭向和圣公会的罗心源均有海外生活经历。

浸信会透过乡里和语言群体的网络,建立潮州——香港——南洋的网络。

伦敦会透过香港作为华工出洋港口之便,差派青年基督徒往澳洲和美洲的华人社群宣教。

几个差会都将香港站视为广东/华南事工的一个组成部分。

 

放眼乡村 建立方言聚会

宣教士入乡村开展宣教工作的原因:乡村民风纯朴,语言统一,亦容易招聚民众听福音信息。

美国浸信会差会在港潮语事工:浸信会差会在曼谷已开展潮语事工,宣教士有一定的潮语基础,宣教士邻为仁认为当时香港在市区、乡村和船家很多潮洲人群体,令浸信会差会开展在港潮语事工。

1846年,巴色会与巴勉会派遣4位牧师到达香港宣教,边学习不同方言,边到各乡村布道,随后成为崇真会和礼贤会的开山祖,分别专向广府人和客家人传道。

 

城市布道使教会扎根

伦敦会是首个在香港城市建立华人教会的差会。其骨干成员多是受过差会教育后成为商人和知识份子的人。伦敦会在城市凝聚了一个商业、专业阶层的信徒群体,以致教会能在香港城市扎根。

1844年,伦敦会建立下市场堂,除了有教会讲道,亦以俗称“讲街书”方式在街上招聚民众讲福音故事。在1860年代,伦敦会已在城市建立三间座堂,受浸人数共119人。在教会发展方面,已在1849年有华人长老,甚至华人教会可以自资差遣宣教师到内地宣教,后来发展为道济会,也成为中华基督教会的前身。

 

教育英才 传扬福音

对于差会来说,办学不仅建立与华人社会的接触点以向学生传教,还希望透过教育向中国引入西方知识,训练华人宣教师,为长远的中国宣教事工作基础。

1842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将学校从澳门迁往香港,纯以推动教育事业,传授西方知识,以“启蒙”中国人为目标。

1843年,伦敦会把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迁到香港,承传“传扬基督教”及“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旨意,开办中小学课程,并提供专上教育,华人学费完全由伦敦会支付。

1849年,圣公会创立圣保罗书院,该校于1840至1880年间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摇篮,众多著名中外知识份子曾任教、就读及寓居于书院。

 

医疗服务 接触乡民

伦敦会宣教士合信医生在湾仔建立医院,藉医疗服务向华人发放福音讯息。

医院早上提供广府话聚会,晚上则有潮语聚会。合信医生主张“以医院作为向病人传扬福音的辅助”,赫什伯格医生亦在下市场堂应诊。

资料来源:《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刘绍麟,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教会掌故》,李志刚,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