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邱清萍
自上世纪60年代始，一粒思想的种子暗暗地播在美国纷乱的时代广场，然后被一些知识分子在高等学府里加以灌溉培育，渐渐地，它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散，成为“潮流文化”的主导，这已长成的思想体系叫做“相对的道德观”。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否定绝对标准的时代骄子以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伸出食指来责问别人（特别笃信圣经的基督徒）︰“你是谁可以审断别人？”（Who are you to judge?）他却看不见自己手上另外四苹手指正指向自己。否定绝对标准的人正以自己或自以为的“宽容”作为绝对的标准来审断别人，矛盾吧！
人性的滑坡
许多人弃掉真理上的“对与不对”，拥抱感觉上的“快乐与不快乐”，道德就死亡了。没有了道德，他们仍然不快乐，因为儿女“不孝顺”、配偶有“婚外情”、老板“不公平”、被朋友“诈骗”、保险公司“不负责任”、员工“偷懒”、“天没有眼”……他们仍然逃不了以“道德是非”指控别人，到底他们是被自己愚弄了，还是被人误导了？
当然，这群人中间有人会站出来说他们并非不要道德，只是不要“绝对”的道德。道德是相对的，他们这样说。相对的道德其实是︰我认为的对与错才是道德，你不能用你的对错来定我的对错。他们不自觉自己正在用他们的相对道德来绝对性地审断那些有绝对标准的人是错的。矛盾吧！
换句话说，认为道德都是相对的人其实在说︰我说了算；或说︰大多数人说了算；或说︰社会伦常是怎样就该怎样。绝对标准并不存在。
我说了算，你也说了算，那么谁才对？我们需要“第三者”来判断。就好像两个人都说自己画的线是最直的，谁说了算？拿一把尺来比一下就知道了。这把尺就是那“第三者”，是一个在两者以外的标准。若没有这标准，人根本无法理性地解决任何争端，只有“强者为王”的淘汰赛。
若“大多数人说了算”也可当作道德标准的根据，那么，德国的希特勒杀掉600万犹太人也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他这样做，当时是得到本国大多数人的认可与支持。当罪恶行为被大多数人认同，甚至成为律法，就必然符合道德吗？合法不一定对，不一定合道德，堕胎和同性婚姻就是最好的例子。有些人认为社会伦常既“是”这样，那么这样就“该”是对的。把“是”与“该”混为一谈，社会的“道德标准”只有每况愈下。
相对主义者的困局
相对主义者是那些指绝对没有绝对标准的人，这样的人把自己陷入了僵局。因为他们否认有客观标准存在，他们没有可靠的根据可以说别人是错的，也不能称赞或肯定别人是对；他们凭什么争取人权？是恐怖份子或是自由斗士，看是谁说的，是那一个社会群体说的！
假如没有道德标准，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那么九一一事件有什么错呢？不过是一撮人的选择而已，就像我喜欢跑步、你喜欢打球，他们不过喜欢杀人，而且喜欢用这样的手段杀人而已。你甚至不能用“惨无人道、无人性”的字眼来形容宾拉登一伙的人。对了，美国把宾拉登杀死，你若感到人心大快就是加上了审断。你是谁啊？
许多相对主义者讥笑基督徒以神和 的启示为绝对标准，他们说︰假如真有神，世上那会有这么多不公的苦难？他们根据什么审断苦难是不公的？岂不是在不知不觉间已认定了有一个公平，超越人的“第三者”存在吗？若没有绝对的善，也就不可能审断恶的存在了。
最不可思议的，相对主义者竟高举“宽容”，并要求人彼此宽容，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观点强加于人。他们原来也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就是“宽容”，谁不宽容，谁就是不对。但是他们的宽容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因他们只能宽容那些与他们观点（相对主义）相同的人，而对相异者（客观的道德标准）则大加讨伐。到底谁在强制别人？说穿了就是︰你不可以你的观点来压我，但我可以我的观点来压你。这算是宽容吗？
其实宽容是一种美德，但把它绝对化，并为它而消除其他的美德，实在有失公正，也很危险。许多人的“宽容”都没有经过深思的，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因此，可以在交流中帮助这些“绝对的相对主义者”看见自己站在沙土上，根基并不可靠。例如指出相对主义的自我矛盾，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你不应将你的道德观强加于人！”
“为什么不可以？”
“我认为那是错的。”
“你现在正是以你的对错道德标准强加于我呢！”
有一位老师教导六年级的学生说︰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一学生举手问︰“功课作弊也不是错吗？”老师有一点为难，犹豫一下就把腰挺直，摆出一副权威的面孔说︰“我是老师，我不许作弊，所以那是错的，会受到惩罚。你们在我班里就要诚实，在外面你们怎样做我管不了。”
没有共识的道德标准，只有相对标准，结果就是谁有权（或拳），谁就说了算。难怪有些学生就真的举拳（权）欺负老师，老师受威胁、被打，甚至被强奸也成为不希奇的事了。
美国前教育局秘书长宾威廉（William Bennett）曾指出公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危机，特别就不同年代老师最关注的学校问题作一比较。他说︰在1940年代老师们说课室秩序、吃口香糖、不按校规穿衣、随地丢纸屑等使他们感到头痛；到了50年后的1990年代，老师们则列出吸毒、酗酒、未婚怀孕、自杀、强奸、攻击性行为等，是老师们常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宾氏还指出从1960至1990年的30年间，社会暴力事件上升560%，婚外的生育升了400%，离婚也升了4倍，单亲孩子则上升3倍，青少年自杀事件上升2倍。这些有目共睹的社会问题是上一代丢弃神已启示在人良知里的“是非之心”的结果。神也知道人的良心会麻木不仁，又以圣经清楚明白的训示，叫人无可推诿。事实上，这些基本的道德准绳在一些大宗教里面，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一样奉为圭臬。
基督徒做光做盐
或许，有人会问︰美国已经不再是基督教意识主导的国家，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基督徒总不能凡事摆出“只此一家”的姿态。基督徒在后现代、后基督教国家如美国这个多元种族、多宗教的社会，该如何立身处世，在社会做光做盐，发挥影响力。已故司徒德牧师（Rev. John Stott）的建议可作为借镜。
他分析有三种途径（注）︰第一种是强制式（imposition），诉诸政治权威甚至武力。13世纪天主教所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国家统治者与教廷联手以酷刑惩罚对待偏离正道者，在教会历史上留下了臭名。这个做法完全不合主耶稣的为人及教导。19世纪美国的禁酒党倡以法律制裁所有制酒、卖酒及运酒的事业。原初的出发点很好，为了解决酗酒而带来的家庭与社会问题，而发动的领袖多是福音派基督徒。起初也有些成果，甚至在宪法中加入了“第十八修正案”。但总效果不佳，卖酒业不但不收敛，更变本加厉，成为非法的地下活动。个人的生命与行为不改，法律效果甚微。13年后，罗斯福总统时代要以“第廿一修正法”来废除前法。
第二种途径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一种“河水不犯井水”的心态，今天仍然有些基督徒认为世界既在魔鬼掌权下，还是不碰为妙，我们只要传福音救人，专心等候耶稣回来开始新天新地。另一些则认为现代社会既已“世俗化”、多元化，基督徒还是多些宽容就是。司徒德牧师以上世纪纳粹党杀犹太人事件，指出自19世纪以来，大部分德国基督徒把爱国情操绝对化，以致对希特勒煽动“白人至上”的民族感情去杀害600万犹太人的举动毫无分辨能力，教会也不能从神的话找到一些原则来发出先知性的警告，教导信徒在社会发出良知的声音，结果少数神学家如巴特、潘霍华虽发出声音，却力量甚微，后者还招惹杀身之祸。
司徒德牧师认为说服（persuasion）是更好的途径，而且可避免以上两个极端。神“看见和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就“下来”要拯救他们；耶稣道成肉身，33年进入人群当中，一边传道，一边医病赶鬼，喂饱饥饿的，安慰忧伤的，正是彰显 绝不是一位“不吃人间烟火、不闻世间事”的神，所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途径不能反映神的品性，是有偏差的“神性观”（doctrine of God）
。
另一方面，圣经的“人性观”（doctrine of man）指出人是按神的形像受造，原是尊贵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神也赋予人自由的意志可作道德的选择，且应为自己的行为向这位罚恶赏善的神负责任。因此，民主比强权及独裁的政治体制（imposition）更靠近圣经的教导。（虽然没有一个体制是完美的。）我们应以说服的方式教育公众的良知，正如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赛一18）教会可以成为社会良知的声音，教育信徒如何关心社会的议题，按圣经原则塑造舆论。
我们深信神为 所造的人类谋求最大的幸福（申五29、十13、十二28）， 所订立的做人准则，都为使人及他们的子孙得福。神说这些准则“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申三十11、14）。我们不须动辄挥动圣经，处处引经据点来说服他们（因他们根本不信圣经的权威），只要有智慧地把神的准则以现代人能明白的方式演绎出来，诉诸人的良知和理性，指出这些准则对人类社会的益处。更重要的是，基督徒和教会必须活出这样的生命，产生吸引力，让世人虽未认识神，却看见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确是引向幸福之路，而愿意谦卑服在神的主权之下。
注︰
参John Stott, “Our Plural World: Is Christian Witness Influential?” from 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4th ed. updated by Roy McClough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2006
（作者为资深文字工作者、美国中信事工专员、基督丰荣团契董事会主席。本文原刊《大使命双月刊》2013年8月号，蒙作者允准予以转载，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