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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愛國青年、記者到教區堂委，80多年的人生閱歷如普洱茶般濃香，滲出的人生道理雖然耳熟能詳，不會給你很大的腦震盪，卻教你一生受用。
文︰黃少芬
圖︰受訪者提供
戰前時期
今年85歲的黃梁學榕，自小在教會長大，在香港循道衛理宗當了幾十年的堂區委員，也是最早期加入總議會的女性之一。
黃老太在四五歲時，居住在上環一帶，附近必列嗜士街有一座基督教青年會會所，這是她最早接觸基督教的地方。青年會幹事經常在會所大門外送公仔紙給小朋友，吸引他們上主日學，黃老太也成了乖乖的主日學學生。可想而知，主日學對她的信仰有非常深刻的影響，到了今天，她還不時跟獻身為傳道人的女兒說︰「你爸爸在臨終前，也沒有停止教主日學。明天要入醫院了，今晚還站在講台上教導啟示錄。」
黃老太的金石良言︰
「置之死地而後生，為神獻上全部生命， 不會虧待這樣的人。」
日治時期
在香港的日治時期(1941-1945)，黃老太在半島酒店做簿記工作，幾個月後，決定返內地為祖國做點事情。除非獲得日軍批准，否則她不能離開，但申請最終順利通過了，日軍正式簽紙讓她上路。然而她還有點擔憂，因為有些人在途中被日軍拋出大海，這是偶爾發生的事。
她一人上路，經過鹽田的時候，遇上了共產黨的部隊，他們阻擋她去路，像審犯般盤問她。獨行少女最惹人懷疑，因為很多是間諜。黃老太坦白說出原因，但對方不信，她只好說︰「我是基督徒，不會說謊。」軍兵仍舊不信，把她關在房間裡，有兩三小時之久，她不停向神禱告，「若然是時候回天家，就回去吧。」突然外面傳來槍聲，然後一個人走進內，跟她說︰「我們捉到了，你不是間諜，走吧！」
聽黃老太說，在那個火紅的年代，很多熱血的青少年因為愛祖國的緣故，毫不猶疑就放下一切返內地服務，這是很平常的，中學女生也是這樣。「在那個時代，不愛國的，就是漢奸。」
黃老太的金石良言︰
「雖然經歷很多困難，但在神裡面存著信心，可以渡過一切難關。倚靠神的力量，甚麼都不怕了。」
戰後時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黃老太返回香港，先在小學教書，後在新生晚報做記者，跑了四年的新聞。一個女性在四十年代當新聞記者，殊不簡單，她何以有這樣膽識？「我父親是開通的人，小時候，我的志願是做消防員，他也不反對。」
她為晚報寫新聞，每日早上10時半截稿。初期她跑法庭新聞，九時開庭後，一邊聽審詞，一邊寫稿，寫好了一段，就立時交給一個跑腿的帶回報館，他走了，另一個跑腿的來接力，站在法庭門口等她寫完第二段文字。
記者生涯中，曾有一個重大成就，今日回想起來還引以為傲。戰後的香港社會，經濟肅條，政府為助貧民解困，實施大米配給措施，價格統一。有一家無良的米鋪，把劣等的碎米混在大米中，以大米的價格賣給輪候配給的市民。一個來買大米的女人，察覺到有碎米，於是與店員爭執，但店員竟用掃帚打她。黃老太知道這件事，建議她去政府部門投訴，然後她把無良米商的惡行報道出來。新聞登出來後，有高官看見，隨即跟進事件，結果那家米鋪的牌照給吊銷了。
結束記者工作後，她轉去女青年會工作，一直到退休才離開工作崗位。有一件工工作她覺得很有意思，就是組織富有的婦女去探訪徙置區、保良局，讓她們看見別人的缺乏，因而想及怎樣幫助別人。她覺得現今的人不懂珍惜擁有的物質，甚至有點浪費。「用清茶代替咖啡，把省下來的錢捐出來。如果你一日吃兩個蛋撻，何不改為一日吃一個，把省下的錢捐給別人。」
戰後的社會，溫飽是優先解決的問題，很多孩子沒有上學機會，十一二歲便做童工，替人送貨、打掃清潔。黃老太晚上在教會義務教識字班，禮拜天教主日學，希望小朋友有美好的前途。教會裡的人也很貧困，奉獻能力不強。有一年，教會要籌錢在九龍興建分堂(即今日的循道衛理會九龍堂)，她去探訪住床位的會友，問他會否願意為建堂奉獻。對方聽了，就從床鋪下提出一袋錢，裡面有一百多元，他把一百元奉獻給教會。「大家當教會是神的家，把全部拿出來，不是把有餘的才拿出來奉獻。」提起這個會友時，黃老太眼睛不禁泛起淚光。
黃老太的金石良言︰
「不要說社會問題太大，自己幫不了甚麼。由自己開始，能幫助一個人，就幫助一個人。社會上少一個人挨餓，就多一個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