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在短短的半個世紀內就席捲全球,摧毀家庭價值與道德,以爭取自由為名,實質上剝奪人的自由。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4月20日邀請德國社會學者顧家碧(Gabriele Kuby)分享對性革命的剖析,公開聚會題為「以自由之名摧毀自由–全球性革命運動的挑戰」。

假借自由平等名義

全球性革命假借自由平等的名義,透過教育、立法、文化傳播等,企圖拆除社會的道德規範。性革命人士主張沒有道德規範的性愛;在人權的前提下,社會大眾必須認同和接納同性戀和多元家庭組合;性別不是天生的,而是個人的選擇,個人身分的識別以社會性別(gender)取代生理性別(sex),在此思潮下,面書(Facebook)提供58種性別身分供人選擇;性教育重視個人獲得歡愉的自由和權利,卻忽略道德與責任。性革命對個人和社會皆造成可怕的後果:人成為性慾的奴隸,失去真正的自由;性別身分變得模糊,失去真實而穩定的身分;家庭結構崩解,生育率亦持續下降,引起社會發展的危機。性革命運動分子同時積極透過爭取立法,懲罰異議人士,消滅反對聲音。

顧家碧指出,這個運動所宣揚的平等,實質上是扼殺男女天生的差異,所提出的歧視問題卻不是真正的關注。她強調自己不是針對個人,卻相信每個人都應有尊嚴的活着,也可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性革命的真正目標是改變社會傳統價值。經過半個世紀的推動,性革命人士以人權為幌子,其影響力已伸展至聯合國和歐盟組織,推動他們所謂的「人權議程」,其中有灌輸錯誤性觀念和宣揚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性教育,引進到聯合國成員國的教育系統,倡導從幼稚級就教導有關手淫、性樂趣的知識。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在1948年發佈世界人權宣言,本來是好事,因為保障人權不會受侵犯。當年提到結婚的權利,卻沒表示包括同性婚姻,但後來同性結婚卻被界定為人權,這可不是人權!」

顧家碧在60年代曾參與女權運動,對此有深入的認識,她認為偏激的女權運動對性革命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女權主義在歐洲有150年的歷史,本來的目的是爭取平等機會,包括享有良好的教育機會,經濟獨立,擁有投票權。但後來出現偏激的女權運動,領導者通常是女同性戀者。她們的言論充滿對男性的攻擊,建構「男性是侵略者,女性是受害者」的形象,主張女性不再需要男性。另一方面反對母親角色,認為只有擁有工作的女性才受人尊重。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態滲入社會每一角落,令男性失去重要位置,於是男性從家庭出走,放棄權柄,也不願負起家庭責任,將一切留給女性。顧家碧糾正這種歪曲思想,「男女彼此需要對方,這樣各自才能做好父親和母親的角色,家庭才能穩固。」可悲的是,今日大多數的歐洲家庭,父親都缺席了。

她深入研究性革命,發現這是從上而下的運動,有不同的權力單位在推進,包括聯合國組織和多個國家的政治元首。歐洲有悠久的基督教歷史,而這運動有邪惡的本質,想從基督教的道德規範中掙脫出來,建立自己的自由天堂。她是天主教徒,在信仰中經驗到真正的自由。「我們有神,祂給我們道德規範。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顯現時,給他十誡,這是對人有益的。但人不要限制,卻要自由,這反帶來問題。」

顧家碧提及在歐洲,公開反對性革命會引來激烈的攻擊,而她也沒例外,去主講公開講座,偶然會遇上抗議示威,有時候還需要保安在場戒備。她舉一例子,柏林有有一個劇院,性革命人士在舞台上放置一些道德立場保守的女性領袖的肖像,並寫上姓名,她也是目標之一。在場人士被鼓動用工具穿破肖像的眼睛,用子彈擊傷肖像的頭部,這明顯是仇恨言論和行為。然而,當顧家碧將他們告上法庭,最後法庭竟然裁判那些人享有表達的自由。反對性革命實是艱鉅的工作,但顧家碧沒有被嚇倒,仍然到世界各地揭穿謊言,在香港行程後,便應天主教神父之邀請,飛到台灣舉行另一次的講座。

教會如何回應?對今天的社會可以傳揚怎樣的好消息?顧家碧表示:「好消息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美好的生命,都可以好好管理自己,但要確保自己不要也陷入這些性的混亂中。首先,我們的生命要有秩序,不混亂,不對色情物品上癮,不犯姦淫,卻要維繫美好的婚姻,盡心看守照顧子女,建立美好的家庭。(面對性革命的挑戰)我們仍有機會的,有美好的人生,才有清晰的異象,這麼就有動力做善工。」

顧家碧簡介

顧家碧出生於德國,大學畢業後在大學工作一年,後來結婚,生育兒女,從事多年翻譯工作。年輕時,跟60年代歐洲知識分子一樣,被性革命運動、馬克斯主義和女權主義吸引。1973年,她獨自到西班牙旅行,展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靈性追求,在一次看到日落時,突然有「神是真實」的屬靈經驗。其後有長達20年的宗教探索,涉足東方宗教和新紀元運動,為了經驗神,曾經特意到海島過四天的禁食生活。到90年代,她經歷離婚之痛,鄰居知道她的情況,主動來為她禱告,就在這次之後,她決定成為天主教徒,其後研究全球性革命,為真理作見證。著作《The Global Sexual Revolution: The Destruction of Freedom in the Name of Freedom》已有英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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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啟文:這事離我們不遠

浸會大學宗哲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在公開聚會中回應顧家碧的分享時表示,顧家碧親眼目睹歐洲的改變,但這些事情其實「離我們不遠」:在香港,變性婚姻法案通過了,而性別認同與性傾向歧視的討論仍然在進行中。他指,性革命在香港已嬴了七成的青少年,但他相信當中有幾成還是可以挽回的,而基督徒是有責任抵抗性革命的洪流。在他看來,歐洲和美國似乎「死去」,但我們仍要守住中國這土地。「我們來到時代的轉折點,是否要跟隨西方的價值觀?還是守住中國人的良好社會風氣和家庭價值?」

面對聯合國、歐盟、世衞等龐大的國際組織,反對性革命的人士處於弱勢,但關博士引用艾德蒙•伯克的名言:邪惡勝利的唯一條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觀,「只要你袖手旁觀,這個社會很快就會落在性革命人士手中。」

他指出,很多基督教學校現在還沒推行性教育,避諱不說就當沒事發生,基督教不去做,而同運組織卻積極透過網絡、教材,或在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下,推動他們自己的性教育。

「在自由的社會,我們有權維護自己的價值,也要為神的創造真理作見證,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又說,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已有性教育教材,但他們人數很少,工作很艱巨,需要教會信徒的支持。

(記者王希雨報道,內容來自聚會錄音和個人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