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就席卷全球,摧毁家庭价值与道德,以争取自由为名,实质上剥夺人的自由。香港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在4月20日邀请德国社会学者顾家碧(Gabriele Kuby)分享对性革命的剖析,公开聚会题为“以自由之名摧毁自由–全球性革命运动的挑战”。

假借自由平等名义

全球性革命假借自由平等的名义,透过教育、立法、文化传播等,企图拆除社会的道德规范。性革命人士主张没有道德规范的性爱;在人权的前提下,社会大众必须认同和接纳同性恋和多元家庭组合;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个人的选择,个人身分的识别以社会性别(gender)取代生理性别(sex),在此思潮下,面书(Facebook)提供58种性别身分供人选择;性教育重视个人获得欢愉的自由和权利,却忽略道德与责任。性革命对个人和社会皆造成可怕的后果:人成为性欲的奴隶,失去真正的自由;性别身分变得模糊,失去真实而稳定的身分;家庭结构崩解,生育率亦持续下降,引起社会发展的危机。性革命运动分子同时积极透过争取立法,惩罚异议人士,消灭反对声音。

顾家碧指出,这个运动所宣扬的平等,实质上是扼杀男女天生的差异,所提出的歧视问题却不是真正的关注。她强调自己不是针对个人,却相信每个人都应有尊严的活着,也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改变社会传统价值。经过半个世纪的推动,性革命人士以人权为幌子,其影响力已伸展至联合国和欧盟组织,推动他们所谓的“人权议程”,其中有灌输错误性观念和宣扬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性教育,引进到联合国成员国的教育系统,倡导从幼稚级就教导有关手淫、性乐趣的知识。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在1948年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本来是好事,因为保障人权不会受侵犯。当年提到结婚的权利,却没表示包括同性婚姻,但后来同性结婚却被界定为人权,这可不是人权!”

顾家碧在60年代曾参与女权运动,对此有深入的认识,她认为偏激的女权运动对性革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女权主义在欧洲有150年的历史,本来的目的是争取平等机会,包括享有良好的教育机会,经济独立,拥有投票权。但后来出现偏激的女权运动,领导者通常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言论充满对男性的攻击,建构“男性是侵略者,女性是受害者”的形象,主张女性不再需要男性。另一方面反对母亲角色,认为只有拥有工作的女性才受人尊重。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渗入社会每一角落,令男性失去重要位置,于是男性从家庭出走,放弃权柄,也不愿负起家庭责任,将一切留给女性。顾家碧纠正这种歪曲思想,“男女彼此需要对方,这样各自才能做好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家庭才能稳固。”可悲的是,今日大多数的欧洲家庭,父亲都缺席了。

她深入研究性革命,发现这是从上而下的运动,有不同的权力单位在推进,包括联合国组织和多个国家的政治元首。欧洲有悠久的基督教历史,而这运动有邪恶的本质,想从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中挣脱出来,建立自己的自由天堂。她是天主教徒,在信仰中经验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有神,祂给我们道德规范。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时,给他十诫,这是对人有益的。但人不要限制,却要自由,这反带来问题。”

顾家碧提及在欧洲,公开反对性革命会引来激烈的攻击,而她也没例外,去主讲公开讲座,偶然会遇上抗议示威,有时候还需要保安在场戒备。她举一例子,柏林有有一个剧院,性革命人士在舞台上放置一些道德立场保守的女性领袖的肖像,并写上姓名,她也是目标之一。在场人士被鼓动用工具穿破肖像的眼睛,用子弹击伤肖像的头部,这明显是仇恨言论和行为。然而,当顾家碧将他们告上法庭,最后法庭竟然裁判那些人享有表达的自由。反对性革命实是艰钜的工作,但顾家碧没有被吓倒,仍然到世界各地揭穿谎言,在香港行程后,便应天主教神父之邀请,飞到台湾举行另一次的讲座。

教会如何回应?对今天的社会可以传扬怎样的好消息?顾家碧表示:“好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美好的生命,都可以好好管理自己,但要确保自己不要也陷入这些性的混乱中。首先,我们的生命要有秩序,不混乱,不对色情物品上瘾,不犯奸淫,却要维系美好的婚姻,尽心看守照顾子女,建立美好的家庭。(面对性革命的挑战)我们仍有机会的,有美好的人生,才有清晰的异象,这么就有动力做善工。”

顾家碧简介

顾家碧出生于德国,大学毕业后在大学工作一年,后来结婚,生育儿女,从事多年翻译工作。年轻时,跟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一样,被性革命运动、马克斯主义和女权主义吸引。1973年,她独自到西班牙旅行,展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灵性追求,在一次看到日落时,突然有“神是真实”的属灵经验。其后有长达20年的宗教探索,涉足东方宗教和新纪元运动,为了经验神,曾经特意到海岛过四天的禁食生活。到90年代,她经历离婚之痛,邻居知道她的情况,主动来为她祷告,就在这次之后,她决定成为天主教徒,其后研究全球性革命,为真理作见证。著作《The Global Sexual Revolution: The Destruction of Freedom in the Name of Freedom》已有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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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启文:这事离我们不远

浸会大学宗哲系系主任关启文教授在公开聚会中回应顾家碧的分享时表示,顾家碧亲眼目睹欧洲的改变,但这些事情其实“离我们不远”:在香港,变性婚姻法案通过了,而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歧视的讨论仍然在进行中。他指,性革命在香港已嬴了七成的青少年,但他相信当中有几成还是可以挽回的,而基督徒是有责任抵抗性革命的洪流。在他看来,欧洲和美国似乎“死去”,但我们仍要守住中国这土地。“我们来到时代的转折点,是否要跟随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守住中国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和家庭价值?”

面对联合国、欧盟、世卫等庞大的国际组织,反对性革命的人士处于弱势,但关博士引用艾德蒙•伯克的名言:邪恶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只要你袖手旁观,这个社会很快就会落在性革命人士手中。”

他指出,很多基督教学校现在还没推行性教育,避讳不说就当没事发生,基督教不去做,而同运组织却积极透过网络、教材,或在社会服务机构的合作下,推动他们自己的性教育。

“在自由的社会,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价值,也要为神的创造真理作见证,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又说,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已有性教育教材,但他们人数很少,工作很艰巨,需要教会信徒的支持。

(记者王希雨报道,内容来自聚会录音和个人专访)